（續前期）對於剛剛離開中國大牢獄的我，對中英談判前途問題自然格外關注，那關係到個人未來的前途，未來我還能不能繼續自由生活的問題；也是整個香港市民的前途問題。而我的評論工作使我的關注更加深入，因為還必須寫出評論讓大家知道我的看法。因為我就讀的專業與我的人生經歷，與普通的香港人相比有更特別的看法。
▲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並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圖為同日鄧小平與柴契爾夫人的會談畫面。Getty Images
人心浮動
1983年7月，中英兩國開始正式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採用的方式是輪流在北京與香港召開。
談判一開始，英國根本不是中國的對手，雖然英國的外交策略在西方國家中也很有一套。例如代表團成員本來有一位擔任港府新聞處處長的曹廣榮，但是中共以英國企圖製造「三腳櫈」（編按：意指香港前途問題，不能僅由英國和中國去談判解決，必須加入最受影響的香港人這隻腳），假造香港民意而不准他參與。但這個「不准」不是事先照會，而是他在隨代表團抵達北京時被拒絕入境。這不但非常沒有禮貌，也讓英國人措手不及。英國人不敢停止談判，全團召回，只能讓步。從此香港人的民意被排斥在外。因此中國一再宣傳收回香港是「還政於中」而不是「還政於民」，種下日後香港無法實現民主的嚴重後果。
8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代表團團長姚廣在香港對記者提出的問題避而不答，卻大談「我們都是中國人」，並且「同胞」長，「同胞」短。面目十分可憎。我氣不過，立即給《信報》投稿〈我們都是中國人〉，痛批國共內戰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中共建國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也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至今，中國人還要去膜拜鬥爭中國人的毛澤東的屍體！」
我也列舉中國把在中國的人士分成幾等：第一等外國朋友；第二等外籍華人；第三等台灣同胞（可以根據需要躍上第一等）；第四等港澳同胞；第五等是已經被「統一」在大陸內的同胞。以此揭穿他的假惺惺。25年後在台灣看到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再彈此調，欺騙台灣人，怎不怒火中燒？共產黨就是以此騙來騙去，不幸就是有低能的中國人願意被騙，還有奴才為自己的利益去配合。
那時每一次談判結束時，發表的新聞公報都要加上「有益的有建設性的」，有一次沒有這個字眼，說明談判氣氛不佳，金融市場立即大動盪，所以後來每次都加上這個字眼，即使吵翻天也是「有益的有建設性的」，一時它成為口頭禪，也成為笑話。就如毛澤東死後華國鋒接班，毛澤東那句「你辦事，我放心」。
談判期間最緊張的一段日子是9月。那時中國收回香港已經是定局，各種方案北京都拒絕，例如中國收回主權英國保留治權、英國向中國繳納租金等等，甚至將香港「公司化」，中國做董事長，英國做總經理等等。由於中國態度強硬，因此港元匯率狂跌。我因為有美元稿費，對匯率有些了解，在中國決定收回香港前，本來1美元可以兌換港元5元多。但是因為對中國收回香港缺乏信心，港元一直貶值，港元匯率逐漸跌到1美元兌6元多。
進入1983年9月下旬，因為擔心港元貶值，香港出現搶購潮，不但搶購大米，連廁紙都搶購，寸土尺金的香港，囤積廁紙能保值嗎？可見無助的香港人可憐到甚麼程度？
那年9月24日是星期六（那時尚未實行週休兩日的制度），那天媒體公布的中英會談公報就是缺了「有益的有建設性的」，於是港元更是狂瀉到1美元兌9.6港元。當時我在《信報》工作，下午才上班，我不相信港英政府會讓港幣如此下瀉，讓搶購潮持續下去，於是那天上午我做了重要決定，到住家新都城大廈隔壁的交通銀行賣掉我的大部分美元，換取港元。
那時排隊的人都在搶購美元，只有我「反潮流」，連銀行行員都感到奇怪。結果星期天，財政司彭勵治宣布港元與美元掛鉤，實行聯繫匯率，定在1美元兌換7.8港元。這一次，我賺了三千多港元，等於一個月的薪資。這是我有生以來最「英明」的決定，也讓我對金融市場增加興趣。但是除了股票，外匯與黃金的炒賣因為槓桿比例太大，一直不敢嘗試。就是後來的恆生期指，試了幾天，因為壓力太大，而且輸錢，也立即剎車。
中資競逐
但是人心並沒有完全穩定下來。1984年1月就因為的士（計程車）加首次登記稅與牌照稅爆發罷工與騷亂。中國一方面揚言如果發生騷亂將提前收回香港，同時也採取一些穩定人心的措施，那就是擴大中資在香港的投資。
改革開放以前，香港的四大中資企業是華潤集團、中國銀行集團、中旅集團、招商局集團。改革開放後則來了中信與光大。前面幾個是老派經營手法，後者要體現中共對資本主義的認同，行事高調，作風海派。但是不同集團之間也有矛盾鬥爭。
例如1983年5月中國國務院在香港開設的光大集團，董事長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妻舅王光英。因為記者張立在媒體大肆鼓吹而著名。張立是我的人大學弟，文革期間畢業。1980年代初期來香港，說是北大經濟系畢業的，剛剛由中國來香港，因此他的報導引起注意，尤其他從內部消息得知中國一定收回香港得到證實。因此他在《星島日報》介紹光大集團，使之一舉成名，王光英也利用他造勢，一直自詡自己是資本家，擺出資本家花錢的派頭，相當張狂，令人側目。
其實以前他這個資本家大不到哪裡去，遠遠比不上榮毅仁家族，但是行事比榮家還高調。他對香港與資本主義了解不多，卻假裝很懂。中英談判大致底定，所謂利空出盡後，經濟應該翻轉，他卻在1984年以香港「一潭死水」為理由退訂向李嘉誠買來的北角城市花園的八座大樓，李嘉誠哪敢不接受，連訂金都退還給他。但是退貨後香港樓價開始上漲，王光英成了被香港人嘲笑的對象。於是另一家中資公司崛起。
1979年，鄧小平親自指示成立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由中共祕密黨員，後來出任國家副主席的榮毅仁擔任董事長。榮毅仁家族是「舊中國」著名的資本家，家族已散居海外，他獨自留在中國而成為奇貨可居的統戰對象，乃至被吸收入黨。1984年10月，該公司在香港為公司成立五週年與香港分公司新任總經理米國鈞的到任舉行酒會，南下出席的是總公司副董事長熊向暉，這以前不久榮毅仁在北京接見《人民日報》記者對光大進行含沙射影的攻擊。
熊向暉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與統戰部副部長，就知道他是搞諜報工作的，從中信退休後，他出版《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大爆他長期在駐守於西北陝西的國民黨將軍胡宗南的身邊臥底，充當他的機要祕書的事蹟，讓國民黨收復延安成為笑話，因為擺明掉進共軍的口袋裡而被殲滅。事後熊向暉還被胡宗南送到美國深造。國民黨後來查出熊向暉的共諜身分，丟臉到不敢公布出來。加上榮毅仁本身的祕密黨員身分（死後才曝光），可見這家公司的性質。
當時我已經覺察到這一點，寫了一篇〈政治味濃的公司〉，中信背景比王光英更加有力，因此提出「王光英將如何自處」？何況王光英公司也內鬥不休，高幹子弟李新時、孔丹根本對王光英不服。孔丹更是中共另一特務頭子孔原的兒子，後轉投中信。王光英後來升為名譽董事長，到1989年離開光大。
1986年，榮毅仁兒子榮智健出掌中信香港，大展拳腳，從英資手中收購香港電訊、國泰航空的部分股權，再收購空殼公司改名中信泰富上市。這是後話。
因為人心浮動，一些銀行因為傳出不利消息被擠提，或者經營不善，或者被大股東有心掏空而瀕臨倒閉，為避免存戶損失，有的政府接管，有的中資接管。例如海外信託銀行、恆隆銀行政府接管；嘉華銀行是中信接管，友聯銀行是招商局接管。
一些老牌中資公司不甘落後，也開展收購工作以示對香港前途信心，並且擴大公司規模。但是最可笑、可悲的是華潤收購康力的事件。
中國決定收回香港以後，冒出一批「愛國商人」到中國投資，有的真心，有的假意。當時到中國投資而名氣響噹噹的有合和胡應湘、妙麗劉天就、康力柯俊文等。合和現在還是「健在」的上市公司，後兩個就是曇花一現。當時中國為了宣傳有許多「愛國商人」到中國投資來拋磚引玉，不惜由中資銀行借錢給他們到中國投資，有的玩金錢遊戲，公司虧蝕倒閉，無法還債，個人則發大財，損失由貸款的中資銀行承擔。
康力集團是著名電子廠，老闆柯俊文因為愛國，到廈門湖里投資開廠，中國政府就邀請他到處演講，宣傳他的愛國事跡。於是華潤屬下的新瓊公司在1984年收購康力。因為收購消息曝光，康力股價暴漲，柯俊文賺了一筆。賣給新瓊時，有兩筆借據是柯俊文控制的公司向康力借的，共2億1,000萬港元，沒有抵押品，柯俊文答應會還錢。但是成交後柯俊文不還債了，人還逃到台灣，新瓊白白損失，康力股價也大跌，變成一場笑話，又算付了「學費」。但是柯俊文在台灣，被黑道挾持榨取，被迫要求與華潤講和回香港，但沒有甚麼結果。
中資的競逐還夾雜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反映到胡耀邦夫人李昭對香港的訪問。訪問保密，在參觀亞洲電視時也禁止電視台拍下訪問片段。是我一位左派朋友告訴我的。我在《信報》1984年11月7日的專欄裡獨家報導：「胡耀邦夫人訪問香港」。那時李昭已經回到廣州。11月19日，我公布了代表團的全名是「北京市兒童玩具協會考察團」，以及成員名單。李昭以該協會的高級顧問身分擔任團長。
這以前的8月，鄧小平兒子鄧樸方已經訪問香港，新聞大肆炒作，名人倒履相迎，他還觀看賽馬並且投注，以示鄧小平對「馬照跑」的支持。與李昭的低調完全相反。這也反映了胡耀邦家族與鄧小平家族的不同作風。鄧樸方是華潤出面邀請，李昭則是王光英，因此可能有不同集團之間的角力。但使我更驚異的，副團長宋汀是當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鄭天翔（文革前是北京副市長）夫人，回北京後檢舉李昭沒有上報人家送的一隻手錶。李昭檢查說是漏報。由此可見中共的內部鬥爭非我等外人所可以想像得到的。（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