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到2017年這三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三件密切相關的大事：政府從吹噓自己成了直逼美國的世界第二投資大國，變成暫緩對外投資；富商從海外狂買各種資產，到如今虧本急切求售；中國政府從滿世界撒錢，到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表面上看，中國的外匯儲備第一大國雖然未變，但近四兆外匯儲備卻縮水了一兆，但實質上還包含著中國政府對富人階層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貶抑商人的社會地位。
資本大鱷成為中共打擊目標
不管中國商界願不願意承認，事實證明他們的命運進入由盛而衰的轉折點。自從習近平當政以來，商界從江澤民時期開始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始於2013年夏天的反腐運動中，200多名省部級以上腐敗官員的「朋友圈」幾乎全都陪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曾任職能源部、四川省委書記，因而與石油幫、四川幫牽連的油商、川商倒了上百位；前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畫老家的晉系煤老闆集團幾乎全軍覆滅，浙商也折損好幾位。
習近平接任之後，面對私企富豪坐大之勢，一直在考慮如何用「混合所有制」將私企中的優質資本吸納進國企，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
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在2014年《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與《關於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的指導意見》徵求意見稿公布以後，就為社會熟悉。但民企對此毫無熱情。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又拿不到控股權，進去後很可能被「招安」，最壞的可能是被「關門打狗」。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在接受新浪記者採訪時表示，「如果要混合，一定是民營企業控股，或者至少我要相對控股，如果國企控股，不等於我拿錢幫國企嗎？那我不是有毛病嗎？不能幹這個事。」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正式公布之後，我在〈「國企改革方案」的風，姓私還是姓公？〉（美國之音，2015年9月20日）一文中，逐條剖析，指出該方案的目的是通過讓私企優質資本進入國企、但又不占主導地位，將國企做大、做強、做「混」（混合所有制）。
嗅出危險氣味的人開始跑路。從2014年開始，王健林、吳小暉都走上了海外擴張之路，二者的方式略有不同，萬達系是通過國內舉債籌資，安邦系則是發行各種保險理財產品籌資；但二者本質相同，都是通過國內高負債走「金蟬脫殼」之路。二人公司的高負債情況，我在此前評述二人的文章中都提過，不再複述。
中國政府主管部門早就看穿了這些把戲，只在等最高層下決心。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說過不少讓富豪們驚心的話語，比如：2016年12月3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劉士余稱，「希望資產管理人，不當奢淫無度的土豪、不做興風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用來路不當的錢從事槓桿收購，行為上從門口的陌生人變成野蠻人，最後變成行業的強盜，這是不可以的！」劉士余警告說：「挑戰了國家法規的底線，也挑戰了做人的底線，當你挑戰刑法的時候，等待你的就是開啟的牢獄大門。」
業界當時普遍認為，劉士余針對的是以恆大系、寶能系、安邦系為代表的舉牌最為活躍的保險系資金。還有大膽一些投資界人士，則批評劉士余的言論不當，妨礙金融改革，但並未想到中國政府要重新釐定政府與商界的關係。
中國政商關係之結在哪裡？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國政府相當在意，江澤民用「三個代表」理論將新富階層與專業人士納入社會基礎之後，有過不少官方調查。《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曾透露：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1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該文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這篇文章以蘇南商人為紅帽商人的代表，但「九二派」商人也應該歸於體制內起步這一類。「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這篇文章再次將中國政商關係的明暗兩個層面擺上桌面：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實質上是官員與企業家、商人的關係。這種政商關係就是受賄與行賄的關係，亦即中國媒體曾討論過的企業家的原罪問題。這種「原罪」很容易導致企業家在中國的政治鬥爭中翻船，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從2013年以來的反腐，基本上是一個省部級官員倒下，跟著倒下一批商人。
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問世，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儼然進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這種「精英共和」的表象，讓近幾年外媒關於「兩會」的報導多了一個主題：中國「兩會」富豪的財富與美國國會議員財富之比較。
以下是比較結果：根據追蹤中國財富的胡潤報告的數據，中國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個人資產淨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億美元，創下898億美元（折合5,658億元人民幣）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國國會、最高法院及白宮的660名最高官員在同一時期的個人資產淨值為75億美元，低於70名中國富豪人大代表一年中增值的財富。2017年3月，據《胡潤富豪榜》數據顯示，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百富榜」上的100名富豪在過去4年裡財富增加了64%，從2013年到2016年，他們的身家總和從1萬8千多億漲到3兆元人民幣。
號稱共產黨領導下、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議會——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確實成了富豪與官員的俱樂部。彭博新聞對這一現象發表評論：「全國人大偏愛億萬富翁，體現了中共和富豪之間的融洽關係。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但是，一黨專制政治最大的特點是不容他人分享權力。美國政治學大師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曾有一個理論假設，他認為對於一黨制政權來講，主要威脅之一在於「控制自主性經濟權力來源的新興社會集團的興起，也就是說一個獨立的、富有的工商業精英階層的發展，導致了精英的分化」。加之中國富商們對中共半心半意，依靠權力發財時非常恭順，但這幾年經濟形勢不佳，富豪們就大肆向外轉移資產，掏空外匯儲備，迫使政府開展外匯儲備保衛戰，這一切使得習近平決定實行「抑商」政策。
今年7月，中國國務院成立一個領導並監管「一行三會」的超級架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官媒宣稱「資本暴力時代即將結束」。不少金融大鱷們才意識到，他們一向半心半意依靠的政府終於將炮口瞄準了自己，他們意識到，顯赫的鄧府孫駙馬吳小暉尚且被抓，自己也可能成為下一位被抓的目標。
抑商時代將要開始還有一個佐證，據官方媒體報導，今年要適當提高十九大在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代表比例。省區市、中央金融系統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所占比例一般不少於三分之一，例如桂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平山場站11路線公交駕駛員夏四初——這讓經歷過文革的人想起當年毛澤東時代九大時期的工農兵代表紡織工人吳桂賢、石油工人王進喜、農民代表陳永貴等人。
可以想像，號稱「精英聚會」的人大、政協明年也要改章程了，部分富豪們的身影將要讓位於工農兵這些生產一線的黨員代表。美國高盛集團董事庫恩寫過一部《江澤民傳：他改變了中國》，有人調侃說：「江澤民改變的中國，習近平正在改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