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六四民運、天安門事件之際。當年的5月21日，香港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發起「百萬人愛國民主大遊行」，支聯會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成立，可說是香港的民主先鋒。
支聯會的創會主席，是被喻為香港民主派元老及精神領袖的司徒華先生。司徒華於2011年1月2日離世後，李卓人接任當屆支聯會主席，2014年12月則由何俊仁律師接任至今。
何俊仁可謂香港民主與人權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四十年多年來，他致力於捍衛香港人權，更為中國政府能夠結束一黨專制，為中國人民能享有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而努力奮鬥。
棄讀醫科投身法律
談起投身香港政壇多年的緣由，何俊仁表示，其實並沒有甚麼具體事件讓他決定走入政壇，反而因為從小就喜歡看歷史有關的書籍，尤其對《三國演義》印象最深，「對那些俠義、忠肝義膽的人物充滿敬佩，從小就有一種使命感、為弱者打抱不平。」
1969年何俊仁就讀中學六年級的時候，在浸會大學講課的歷史學家許冠三先生創辦了「私塾」性質的「自由大學」，「當時是抱著想了解歷史的心情去聽課，許先生講的不止是歷史，還包括了一些研究，特別是對共產黨語言、思想的研究。列寧、毛澤東思想講的矛盾論，其實並不是哲學，而是一種純粹搞鬥爭的方法，後來的三反五反、階級鬥爭，就是不斷的鬥下去。」
何俊仁在「自由大學」的數年間，不但扎實地了解了當代中國的發展和歷史背景，更奠定了他畢生追求客觀知識、與對社會及生命關懷的熱忱。
1971年，何俊仁決定放棄與兄長一樣報考醫科，轉讀哲學或社會學，卻因表現出色意外獲得香港大學法律系錄取。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一片紅」，校園裡不乏完全盲目對共產黨支持，覺得共產黨代表勝利、有面子，不批判、不思考的人，使經過「自由大學」教育薰陶後的何俊仁為之震驚。於是他成立了「自由派」，與校園「國粹派」及「社會派」抗衡，並展開政治辯論。當時何俊仁「以一敵眾」，打破一直與新華社關係密切的「國粹派」壟斷學生會的傳統，在學生會選舉中大勝，逐步開始了他一生為中國民主、自由、人權奮鬥的議政之路。
從反殖民到反極權
何俊仁一向反對殖民地主義，認為這是一個不公義、不公平的做法，香港不能一直接受「不平等條約」。然而70年代是一個獨特的時代，何俊仁描述：「那時香港迎來工業化，殖民地政府推行了公屋、開放大學平民化、免費醫療等政策，提升了人們往上流社會流動的機會。」
當時中國的情況則大相逕庭，「那時候香港人生活開始改善，但是大陸還是很窮，我們經常拿東西回大陸給親友，就算隨意脫下一件外套給他，他們也會很開心，其實我們看了心裡很難過。」何俊仁說：「在中國，毛澤東隻手遮天，凌駕一切法律。當想到中國法律如何朝令夕改、公器私用，我不禁慶幸自己生於香港。」
何俊仁感慨道，70年代的香港就像是在「歷史的縫隙下」，當全世界都陷入混亂時，香港人仍可以在這裡喘息。他認為香港應該致力保護在文革中被擊潰的中華傳統文化，讓這些文化能夠在這裡等待著，以後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重生。
1982年，鄧小平提出香港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式回歸，何俊仁是第一個走出來公開支持的香港人。「那些曾高調說『愛國』的左派其實怕得要死，很多這些嘴上說『愛國』的權貴其實都是看在統戰獲得的利益分上，他們比誰都清楚共產黨，一聽到回歸就馬上辦移民去了。」何俊仁笑言。
「我那時候相信香港能以其專業知識、科技、資源等等來推進國家向前發展，也是一個打開中國視野的機會，是改變中國的機會。」愛國心切的何俊仁更率領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團隊，赴中國義務教書，「包括銀行管理、醫院管理、機場管理等領域，因為那時候大陸實在太缺乏效率，做事沒有規矩可依，也是為了他們能夠走向真正開放作準備。」
然而，1989年發生了「六四事件」，看到赤手空拳的民眾在無情的槍口前倒下，「那一刻一切都斷了！」何俊仁痛心疾首道：「從那時開始，我和中共沒有正式對話了，到現在亦然。」
「六四事件中確實學生在運動中的策略不足，是有不好的地方，但都不應該被屠殺。」何俊仁停頓良久，彷彿那一幕幕慘不忍睹的血腥畫面仍歷歷在目，「我不知道六四會否平反，但我知道，不能讓這段歷史被遺忘，一定要追究責任。所以我決定立根香港，面向祖國，利用《基本法》和香港體制內的方法，守護這段歷史，以及守住香港目前的環境。」
「但是你看香港是否真的得到民主？不是的，香港其實方方面面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北京一天不結束一黨專政，香港以及中國一天都不會得到真正的民主。」何俊仁道，這也是他於1989年成立支聯會的理念：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並堅持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以銘記這段歷史。
八九民運發生後，民主派在危機感下促成了香港民主同盟誕生，當時何俊仁擔任副主席。1995年港同盟在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過半的31席，後來演變成今天的民主黨。回歸後有新生政黨加入立法會選舉，雖然隨著時間過去，曾經占多數的民主派在政治環境變化下，慢慢被建制派後來居上。
面對壓力，何俊仁認為：「民主派政黨雖然戰術上分歧，但戰略上要有所配合；雖然屬於不同組織，但在運動目標上要一致；雖然有競爭，但是是同一股推動實現民主制度和維護社會核心價值的力量。」
何俊仁也從2003年開始關注中國維權運動，2006年成立維權律師關注組，「當我看到這批內地律師頂著這麼大的壓力走出來，我就覺得，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何俊仁慨嘆：「中國離真正的法治還很遙遠，這些維權律師敢於向一個不講法治的社會挑戰，真是……你應該知道高智晟律師，他受盡酷刑折磨仍然不屈不饒，實在令人敬佩，因為他知道中國需要突破，他要用自己的犧牲來喚醒其他人。」
▲何俊仁持續關注中國維權運動。圖為何俊仁2015年4月17日聲援被關壓七年的中國記者高瑜。Getty Images
守住香港 改變中國
「中國大陸一天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治，香港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何俊仁說。
他認為，香港面對的最大問題，其實是有一群既得利益者，包括中聯辦和一些權貴，由中聯辦帶頭虛報軍情，在香港搞矛盾、搞鬥爭。而權貴、政府就像牆頭草，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破壞香港法治、自治。「目前情況是嚴峻的，民主派的律師也在竭盡所能維護各團體的利益，為他們發聲。這是一場時間競賽，看究竟香港先退化還是中國那個極權先倒下。」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矛盾直逼臨界點，爆發多次大型群眾示威運動，也有激進思潮湧現，對此，何俊仁則有另一番獨到見解：「其實中共已經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了，它完全可以一下收回香港，但它沒有這麼做，是因為其實中共需要香港的存在，一來香港民間社會的堅定，它是知道的；二來香港的金融、法治制度十分重要，是人民幣走向世界的通道，是人民幣競爭力的催化劑。你看中共多少官員在香港投資、在香港安頓家人？而且，香港有很多他們的眼中釘、鬥爭的對象，他們不會輕易就完全收回香港。」
「其實中共現在是很沒自信的，處處都在提防『政變』，甚至要提防金融『政變』，還發生『公安救市』這種事，」何俊仁笑言，「這個政權正如它自己所講，『已經在風口浪尖』上了。」
何俊仁嚴肅道：「但我認為，香港前景的確是幽暗的。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守住香港，然後在香港促進中國民眾思維上的改變，包括理性思考、以及遠大的目光。這些在香港人身上已經體現成熟了。」
「過去幾年香港發生的民主運動群眾性很強，比較激進，現在政府秋後算帳，很多人坐牢，付出很大代價，我也在處理這些訴訟，幫他們打官司。」何俊仁表示，很多年輕人已經開始反思，究竟群眾運動是否適合香港，「你選擇用武力對抗，中共有的是武力；你用群眾對抗，中共也用群眾、用黑幫，這方面它比你更『專業』。」
何俊仁表示，大規模運動或許不適合現在的香港，如果時機成熟的話，他也毫不猶豫會參與，「但目前情況而言，香港人不能衝動，民主派一直遵循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因為我們知道，要用激進暴力與極權抗衡必定會失敗。」他認為應該用道理、用文明方式使人心靠攏。
「雖然香港可見的前景幽暗，但中共雖然表面繁華，其實也在高度恐懼下，它就是一個封建極權的共生體，它的所謂『民望』都是脆弱的，我認為中共也不會長久了。但我們的能力也有限，可以做的，也只有為以後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國家做各種準備，記載真實歷史，用香港人這麼多年的經驗給他們做參考，以及堅持到底、守住香港。」何俊仁堅定地說。
憂國憂民之情在何俊仁身上表露無遺，正如他的著作《謙卑的奮鬥》一樣，因為謙卑，所以憐憫弱者、心存寬容、意志堅忍；因為謙卑，所以為公義奮鬥、為弱者發聲、向霸權挑戰。四十餘年歲月中，香港制衡中共的社會力量，都可看見何俊仁奮鬥的身影；年輕的民主派議員眼神中，也都流露著同樣的堅毅。正如何俊仁所說，在這場香港與中共的時間競賽中，他們不會退縮，定會堅持到底。
今年初，何俊仁在偶然機會下決定以磁力共振檢查身體，意外發現肺部有癌化組織。所幸手術順利切除組織且無須化療電療。採訪當日，何俊仁雖偶有咳嗽，說話鏗鏘有力，精神奕奕。在此祝願何俊仁早日完全康復！
何俊仁小檔案
現職：
香港支聯會主席
學歷：
香港大學法律學學士
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
經歷：
香港屯門區議員
香港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前主席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
香港民主黨主席
香港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