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後，國民黨在中國內戰失敗，最終在1949年將國民政府遷到台灣。遷移的過程中伴隨著政府人員、軍人與家眷，數量相當龐大。根據中山大學葉高華教授的研究，1949年前後短短數年大約有110〜120萬的人員從中國大陸前來台灣。這個數目對當時人口只有500多萬的台灣形成很大的衝擊。
來台的非軍事人員（許多是公務員）當中男性較多，尤其軍人的數量可能接近60萬，以致於整批移民的男女比例非常不均等。正常的現代社會的男女比通常在1到1.05之間，但根據1956年的人口普查，當時外省人（不含軍籍）的男女性別比大約是1.56，也就是男性人數是女性的1.56倍。而1966年的人口普查將外省軍籍也納入計算，其男女性別比更是高達1.63，也就是男性是女性的1.63倍，可見軍籍外省人的性別比更加失衡。顯然，外省人的移入導致了台灣性別嚴重失衡，對婚姻市場產生了衝擊。
軍人結婚禁令
不過，這個衝擊不是戰後立刻出現的，而是逐年不斷累積的。這主要導因於戰後初期禁止軍人結婚的措施。
1951年政府頒布的《戡亂時期軍人婚姻條例》，要求陸海空軍士兵現役在營期間不准結婚，軍官則需要超過一定年齡才能結婚。但是，軍人違規擅自結婚或者祕密結婚的人應該不算罕見。實務上軍方也開放特例予以結婚，但具體的人數不得而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58年，該年原條例修改後鬆綁了婚姻限制，原則上開放各級官兵結婚。
由於外省移民男性居多，他們尋找配偶的對象就需要拓展到本地的台灣女性。由於外省男性很多從事軍職或者公職，工作地點固定。所以結婚找對象往往更集中在北部以及都會區這些外省人多的區域，因此對當地婚姻市場產生強烈的影響。
女性是贏家
這樣的衝擊誰得到好處、誰得到壞處呢？經濟學基本的供需理論認為，需求上升會推高價格。所以對本土女性的需求增加，也就會推升她們的「價值」，因此本土女性屬於得利的族群。
經濟學家Andrew Francis針對台灣戰後的婚姻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他發現外省移民提高了台灣人結婚時，男方所出的聘金跟女方所出的嫁妝兩者的相對額度，而這種現想可能是因為對「新娘的競爭」加劇，導致男方必須出更高的價格來「搶貨」的結果。
Francis還發現到外省移民導致一般家庭中女孩的數目增加。這可能是因為女性的「價值」提高後，減弱了原本父母對男孩的偏好，提高了父母給予女孩的營養與照護，甚至於減少對女性胎兒的墮胎所導致的結果。
該篇研究另外還發現外省移民使得一般家庭減少生育數目，這可能是因為傳統家庭對女性的角色期待就是要多生小孩，但女性的「價值」提高後，也增強了她們在家庭裡的談判力量，得以更大程度地脫離傳統角色的束縛，而減少生育數量。
本土男性當然就是輸家了
「丈夫」的供給增加，通常會降低產品的價格，婚姻市場也不例外。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的簡錦漢博士與兩位共同作者就估計了外省移民對台灣男性的影響。
作者們利用台灣的健保資料以及其他多項資料進行分析，首先估計每個男性當初20歲時適婚年齡開始的時候所處縣市的性別比，將這個比例當作他們面臨的婚姻市場競爭程度。性別比愈高（也就是男性愈多），競爭程度則愈強。
然後他們估計了這些男性在1995年以後的健康情形，發現當初所面臨的競爭愈大的男性，其後來得到憂鬱症等心理疾病的機會愈高，而且壽命也比較短。作者們最後將這篇論文的題目定為〈競爭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Competition），確實有其傳神之處。
本土男性奮發圖強
競爭有時讓人沮喪，但有時也激勵人奮發向上。澳洲經濟學家Simon Chang也針對戰後外省人移民對本土男性的影響進行了估計，但著重的方向不同。
Chang發現台灣本土男性面臨更強競爭的結果，是更多地從事創業或者投入企業工作，最後變成企業家。這可能是因為投入商場是累積財富的一種途徑，對於贏得婚姻市場中的競爭有所助益。筆者胡亂猜想，或許這個影響後來成為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的推力也說不定！
台灣與南韓的經濟發展軌道相似，政治體制與經濟社會制度也差異不大。但是許多人認為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似乎比南韓女性來得高，形成兩國之間的一個對比。雖然我沒有詳細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但筆者一些南韓與台灣的朋友都同意這樣的女性地位差異確實存在。
那麼，是甚麼原因導致了台灣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較高呢？對實證研究者而言，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有趣、但研究難度破表的問題。不過，戰後台灣接受了一百多萬的外省人移民，導致台灣成為女少男多的社會，是台灣特有的一項經驗。或許，這個經驗正是提高台灣女性社會地位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