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中國媒體對這場會見的報導根據開放程度的不同而各有千秋。趙紫陽在會見中所提出的今後任務是：價格改革、治理通貨膨脹，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企業股份制。總書記的講話，各中央媒體與記者卻有不同的報導，有的乾脆刪除「股份制」，例如國務院屬下的《經濟日報》，因為那時李鵬為代表的保守勢力認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版面最醒目、報導也最詳細的是《人民日報》，它以「本報訊」，由該報記者，曾派駐美國多年的張亮寫了約六百字的報導，篇幅比新華社的電訊多一倍。
當晚，張五常在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宴會，答謝在這次會面中幫忙的中國朋友。因為許家屯正好在北京，所以也請他來赴宴。我遞上林保華的名片，他看了名字，表情沒有異樣，我知道他也不知道我就是經常在報章上批評與揶揄他的凌鋒。
▲1987年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短短不到兩年就因為開明的態度，以及在六四學運中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就被排擠下台，軟禁16年後逝世。Getty Images
與趙紫陽會面的後續風波
回釣魚台後，我剛回到房間休息，張五常突然進來找我說，周安橋來電，約我們去見方勵之教授。當時政治局勢已經很緊張，我已經嗅出那個味道，所以我反對，因為電話都被監聽。但是張五常執意要去，我只能陪他一起去，傅利曼夫婦則在賓館休息。
一會兒，有人開麵包車接我們，到方勵之家裡。那時已經九點半過後，電梯「休息」了。我們只能爬上十一層的高樓。那裡不但有方勵之，還有以間諜罪名被關押後假釋在北京的《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還有一位記不得名字的文化界人士。當介紹我的名字時，他們都笑了，因為我在《信報》寫過〈中國的薩哈羅孚〉一文。方勵之的人權活動被西方媒體稱為「中國的薩哈羅夫」（蘇聯原子物理學家，人權鬥士），但是我從中共對方勵之的痛恨，把他寫成「薩哈羅孚」，意即他會像羅孚一樣鋃鐺入獄。他們看得到《信報》？原來剛才開車來接我們的，是羅孚的長子羅海星，他當時是香港貿易發展處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羅海星後來支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在協助王軍濤逃亡香港時，中計被捕。這是後話。
這次會見影響之大，在於第二年六四後，也就是1989年6月30日，當時的國務委員兼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說：「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趙紫陽去年9月19日會見美國一位『極端自由派』，一些據稱與趙紫陽『智囊團』有著密切聯繫的香港報刊，大肆進行宣傳，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傳媒『倒鄧保趙』的政治資訊。」張五常推崇趙紫陽的文章，竟與李怡希望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被扯在一起，被套上「倒鄧保趙」的帽子，這是鄧小平很在意的事情。
多留北京三天 與老朋友聊家常
見了趙紫陽後，張教授陪傅利曼去遊西安。我則留在北京，搬到人大隔壁雙榆樹的西頤賓館，我在人大讀書時那裡是蘇聯專家招待所，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流亡中國以後，成為他的官邸；改革開放，它也對外開放了。我多留三天。
我重回人大兩次，這是我離開學校後第一次回來，在校園裡走了一遭，學校還有部分被「外部勢力」占據，包括二炮與建築公司。我原來的宿舍已經破爛不堪。我見到幾位老同學，主要是王欽民，還有其他班級的，也打了招呼。不過相隔近三十年，又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地，人大又號稱「第二神學院」，因此並沒有太多的共同語言了，只能聊聊家常，以及老同學的情況。
我還去看望讀書時專職的黨總支副書記高慶永，原先因為學生會的工作，我與他最熟悉，我不會因為自己「反共」而完全丟棄以前的友情。高書記已經滿頭白髮，他請我吃西瓜，聊天。他告訴我，反右劃右派時，他是反對把我劃為右派的。我當然表示感謝他。但是我對這些已經不在乎了，那時，全國一股左風，這些基層幹部能承擔多大的責任？
此外也去探望經濟系的方生教授。與他是在深圳認識的。1983年他被調到深圳大學，因為他是李登輝的台大農經系同學，到深圳便於就近統戰。有沒有統戰到我不知道，但是當局也安排我們與他認識。因為我也是人大的，自然別有一番交情。1986年他調回人大，所以我也去看他。
在北京還見了幾位朋友，但是最值得一記的，還是在外商工作的一位田姓朋友，開車帶我去玩。他非常有「大中華」的浪漫情懷，所以會從海外到中國發展。晚上他開車把我載到東華門裡，我們在黑暗中，走出天安門到了金水橋。夜間的天安門廣場，在黑幕下雖有幾盞燈，但抬頭看城牆上的毛澤東像，再遠看人民英雄紀念碑後面更遠一些的毛澤東紀念堂，更有一番鬼影憧憧的感覺。
夜遊長城 發思古之幽情
再一個晚上，這位朋友帶了我與金觀濤夫婦，還有王麗莉，一起去八達嶺。夜遊長城，更可發思古之幽情。我們坐在地上，望著長城就像一條黑蛇蜿蜒在山上。時近中秋，我們「野餐」吃月餅，但是那時北京的月餅還是硬如磚頭，實在不敢恭維。我們以罐裝可樂吞下月餅，破壞了這古老的情趣。
回程途中，我們在居庸關停車，上到居庸關城樓上的雲台。少年時候非常嚮往居庸關、雁門關、嘉峪關等等兵家必爭之地，秋風習習，陣陣涼意，四周一片黑暗，遙望將圓的明月，沖淡了肅殺之氣。
金觀濤是《河殤》的顧問，也讓我想起《河殤》對長城有如下的評價：「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只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我們民族的心靈上。」但在左派看來，這當然是歷史與文化的「虛無主義」。
在夜遊長城的那天上午，我在房間裡接到電話，此人說劉賓雁也很想加入。我知道劉賓雁那時正在美國訪問，怎麼會要加入我們一行？而劉賓雁又怎麼知道我們要夜遊長城？後來才想起，我是在國安監控之下，我與朋友們通過電話相互邀約，全被國安聽進去了，這個電話只是警告我，別胡來！因為金觀濤也是中共眼中的敏感人士。（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