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負成長3%，台灣也將負成長4%，其他機構則做了不同的預測。這些預測都沒多少價值，因為從武漢爆發的肺炎到底要傷害人類多久、多深仍不確定，對經濟的傷害當然也不確定。
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伊爾艾朗（Mohamed A. El-Erian）指出，「由於有諸多當下與長期的不確定因素，經濟學者與市場人士不該自我麻痺。這些人士不該提出精確的經濟預測，也不該指出市場底部的明確位置，反而更該指出趨勢、波動區間及各種原則。
面對顛簸不平的前路，專家們最多只能提供較佳的指引，而非提出一些必然出錯的精確預測」（《經濟日報》2020年4月6日，〈伊爾艾朗：全球經濟的四個不確定〉）。我也持相近的看法，不過滿街的算命師和預言家，總有一些人事後可主張他說中了，所以很多人還是會繼續做經濟成長率的預測。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除了整體經濟成長率之外，更嚴重的是對部分個人和個別部門更大、很多的傷害，以及對經濟整體運行的障礙。這兩方面的對策也比整體經濟景氣的對策更值得重視。就算經濟整體萎縮3%，若這萎縮是溫和平均地出現在所有部門，問題其實也不太嚴重，只是日子稍微緊縮一點而已。
但這衝擊卻是先集中大力衝擊部分產業、部分地區、部分人士，使這些被衝擊者受害極大甚至難以存活，而其他產業、地區、人士也將被牽連受害。經濟對策也要針對這情況規劃，而不是像一般不景氣時那樣只由總體經濟面來思考。現階段政府的政策可分成救急、穩定以及未來發展三項來思考，而分別做適當的對策。
如何「救急」？
一般不景氣的一種重要政策是增加政府支出和鼓勵需求來提振景氣。但疾病造成的需求減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和人民為了要降低疫病的傳染而特地減少的，當然不能隨便提升。例如減少旅遊本是減少傳染的重要方法之一，因此清明假期大批民眾到景點旅遊甚至讓政府緊急發出警告。所以在疫情未降低至極低甚至消失之前，政府並不宜藉鼓勵大量旅遊或餐飲等消費來提升景氣。政府規劃要鼓勵消費的酷碰券因此也是規劃要在疫情風險極小之後才啟動。
在不宜大力提振需求之前，政府先需做的是救急。這是包括我國在內很多國家都已在做的事。對失業的人力或營收大幅萎縮的小企業，政府當然要給予救濟以使他們能生活下去。對收入或現金流入大幅減少而可能周轉不靈，甚至可能導致相關企業周轉不靈的企業，政府常要設法用紓困或不准金融機構收傘等方式避免它們倒閉甚至引起系統性金融風險。
但這方面的政策常比對勞工和小企業的救濟要更小心，以免本來就經營不善的企業趁機騙更多錢。政府也要協助重要物品的生產流通和分配，以維護人民的安全和生活，以及經濟的適度運轉。我們在口罩的努力是個範例，中國和其他國家若未能做好物流，封城政策也不易成功。 在政府已以現金做前述救急之後，馬前總統和部分政治人物還要求政府普遍發放現金給人民及減稅，則不是適當的主張。
2008年金融海嘯時，馬政府發放了800億幾乎等同現金的消費券給全民，結果對人民的總支出和景氣其實幾乎沒有幫助（請參閱：陳博志，〈消費券離成功有多遠？〉《看》雜誌，31期）。馬前總統和相關人士也許不願承認當年的失敗，所以還嘴硬。這次疫情的衝擊更不平均，更不宜全面發錢和減稅。而此時普遍發錢若真能提高消費，還可能不利於疫情控制。所以希望政治人物不要再亂喊那些想爭取選票的花錢政策。救急的目標要盡量精準。
但可有效治療或防止疫病的藥品及疫苗可能不是很快就可以出現，因此目前有不少人認為全球疫情有可能持續一年以上。即使未來疫情不像目前那麼嚴峻，為避免疫情再擴大擴散，人們的旅遊和很多消費仍將會受限，一些政府和國境管制也可能必須持續。而且如諾貝爾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所說，人們的恐懼心理可能會持續較久，而造成較嚴重的經濟衰退。這種情勢下，我們需要有維持經濟在低於繁榮甚至低於正常水準之下穩定運作的政策，以免經濟進一步下滑及人民進一步的恐懼的惡性循環。這類政策也不能只盲目增加支出，而要精細規劃讓經濟可在較低成長率或總支出下仍順利穩定運行。而一些維持穩定的政策也可同時兼顧促成符合國家長期方向的發展。
如何「穩定」？
這裡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是發展較安全的生產、配售和消費方式。不少人已提到網路銷售和行動支付的發展，我們甚至可藉機和運用政府給人民的津貼或採購來發展本國自己擁有而有特色的機制。遠距和彈性上班制度不只可以防疫，也可使人們能把休假做靈活的安排，而能讓人們不集中在週末及假期出遊。這一來休閒旅遊產業的生產就可以不集中在假日，使景點人潮不會過多，而業者整體的生產卻可不輸疫前。外送餐飲已有業者自己的努力和市場力量在推動，地方政府也許也可研究推動社區內的配送服務，不只促進消費及提供就業，也可能做為萬一要更嚴格隔離時的支援系統。
政府也可協助推展較安全的消費和生產活動，順便推廣本國產品、文化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例如政府可以委託電視頻道播放本國製作的高品質節目；可以鼓勵文化藝術人士到更多地方做小規模露天演出；可以補貼家戶、廠商以及地方政府改善可提高衛生和安全的設施如自動感應之水龍頭；也可以輔導企業轉型及勞工轉業的投資及培訓。政府也可補貼人民購買產能過剩而能改善人民生活的產品，甚至用這類產品援助其他國家。
▲傑出的企業家和政府充分溝通合作，就能在重要的產品和生產鏈中爭取到較多的參與。例如口罩生產國家隊。Adobe Stock
如何「發展」？
有企業家說，現在我們要比氣長。救急和維持穩定的政策就是要讓我們能有更長的氣度過難關。而把握未來正確的方向，則是讓我們自信有更好的未來，因此也更能沉住氣而達成不恐懼的要務。未來的方向要努力的事很多，過去大家也說很多，政府也做不少，本文只簡單談和這次疫病較直接有關的兩項。較能防範疫病傳播的生產及生活方式，以及新的國際分工合作方式。 未來有些生產將更快朝向全自動化和彈性化或所謂產業4.0發展，以應付未來可能的疫病或其他危機。廠商的生產乃至社會的生產及生活，將須有可區塊化隔離的設計，以在必要時降低疫病的傳播。許多國家將會想自己生產某些重要產品，以免防疫及生活物資不足，或者生產因國外上下游無法配合而跟著停頓。因此近年因其他因素而漸浮現的短鏈問題將更快發展。但大部分國家都不可能甚麼都自己生產，國際分工合作仍能存在。我們要努力的是適應新分工方式並在其中掌握夠多、夠好的部分。
未來一個改變方向是重要產品大家都想自己生產，但國際仍將可水平分工。譬如台日韓都可生產口罩，但有不同的功能和設計，平常仍相互貿易水平分工，讓人民可得到各式各樣的口罩，而萬一有情況使貿易受阻時，各自的生產能力仍可彈性改生產更多種類產品以滿足國內需求。 另外未來一個產品的生產鏈也將較不會像現在依降低成本的原則而分成許多段到許多國家生產，但仍可能分成少數幾段而在幾個國家生產。而能分到這幾段的國家，很可能是要在分到各段中擁有特出的利基甚至關鍵不可或缺的技術或其他要素。所以未來我們將更須注重關鍵能力的培養和鞏固，否則只靠低成本將難分享國際分工的產業鏈。
而就像這次生產口罩一樣，要在國內有競爭力地生產某產品或某段生產鏈，常需要不少國內廠商的合作。這種合作或國家隊的形成，常需某些領導廠商、領導人士、或者政府的協助，而不易只靠單純的市場力量甚至相互競爭。台灣過去或許因為企業家精神或能力特出之企業家較少，因此我們常只能依附在外國大廠之下生產，或者只能生產部分零件和原料，而較少能生產大件的整體產品。所以未來我們在這方面必須加強努力，傑出的企業家和政府要溝通合作，才能在重要的產品和生產鏈中爭取到較多的參與。而這事情現在就要開始，除了搶國際先機，也能提振景氣和信心。
新的國際情勢也顯示，國際間的合作將更注重公平而不搶奪他人產業及技術的夥伴。我們不只要整合國內實力以成為別國不可忽視的合作夥伴，也要及早積極和全球價值鏈的主導廠商甚至國家研商，以加入公平合作的國際生產鏈。世界仍將是自由經濟和國際分工合作，但分工合作的形成將有更多的政府及領導人士的努力，而不再只是拼低成本。我們穩定當前經濟的政策，也可以多注意支持產業和企業朝向國家和全球的新發展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