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才過了半年，2020年已經是多事之秋。最近幾個月來美中關係急遽惡化，自從中共7月1日開始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美國政府就開始準備實施一連串的制裁方案，準備從多個面向打擊中共。
跟過去比起來，美國目前出台的制裁措施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思路與安排，就是將「中共」與「中國」分開對待。從今年6月以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等高階官員，提及中國政府時常以「中共」（CCP）稱呼。明顯將美國制裁的措施定位在中共，而不是整個中國。
更明顯的是《紐約時報》7月15日有一則獨家報導，內容披露了白宮正在考慮推出針對所有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的簽證禁令，不讓他們取得簽證進入美國。
中共強烈回應
美國這種將中共跟中國分開的策略，立即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外交部發言人出來說中國人民對中共政府的滿意度高達93.1%。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則強調中共和中國的不可分割性，認為「中共早已與中國社會深度融為一體」，噁心程度直接破表。
了解中共習性的人都知道，這一定是中共的痛處被踩到了，否則中共的標準回應就是某個貌似僵屍的發言人出來用僵屍才聽得懂的語言說著「敵人在癡心妄想、一定導致粉身碎骨」之類的話。
專制與外部性
專制政權問題的本質就是一個外部性問題：由於缺乏政治競爭，專制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所以做決策的時候，會傾向讓政權集團自己得到好處，而讓人民去承擔成本。
中共為了維持政權，幾乎將所有的政策成本都轉嫁給人民。中共控制媒體、建構網路長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除了政權私利之外，這個措施幾乎讓所有中國人都受害。
香港的《送中條例》以及《港版國安法》是另一個例子，香港人民長期享有自由制度為香港創造長期的繁榮，但只是因為中共無法忍受任何政治風險，所以不惜強行破壞香港的體制，讓全港人受害。
外部性內部化
外部性的問題有很多解決方法，但不論哪一種方法最終都必須將外部性內部化，也就是讓決策的人將所有的成本都承擔起來。經濟學認為外部性會導致效率的損失，社會整體的福利會下降，而內部化之後這個問題可以得到修正。
這次美國在策略上區分中共與中國，姑且不論戰略目標優劣，在經濟學上就能某種程度上達到將外部性內部化的效果。
美國這次制裁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等四名中共官員，禁止他們進入美國、凍結其在美資產和實體以及禁止美國人與他們交易商品或服務。對中共高官而言，這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他們的家人不但無法去美國生活與置產，也需要擔心其他先進國家會不會跟進。於是這些官員只能將財產（往往都有巨額財產）留在中國，或者轉移到跟中共交好的那些流氓國家，而兩者都存在著巨大的風險。
中國人民需要為中共負責嗎？
很多台灣人認為在極權體制下生活的中國人民並不無辜，他們雖然受害，但某種程度也是中共作惡的幫凶。很多人雖然不是黨員，卻完全不想付出任何代價去反對黨，所以被中共這個惡黨統治也只是剛好而已。
要衡量出「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的準確比例當然是高難度的工作，不過中國人民從1949年以來就喪失了選擇的權利，而且中共透過暴力讓每一個抗爭者都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使只是在網路上議論時政的人，例如台灣的李明哲。在中共的統治下，要求一點做人的基本尊嚴，往往就意味著將付出生命代價的風險。
另外，民主自由本來就不是公平的事業，抗爭者付出巨大代價，但民主自由的結果卻讓全民共享，包括沈默的大眾，甚至原來的專制政權也蒙受其利。
這是另一個層次的（正向）外部性問題，一個修正方法是補貼異議人士或民主運動者。因此中國的抗爭者得到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協助，雖然被視為「境外勢力干涉內政」，似乎大逆不道。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對外部性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