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台湾的司法改革之路走过20个年头才刚看到曙光，那么中国的司法改革之路就还在混沌洪荒期。
近20年来全球华人与中国的经贸与往来日益密切，其中尤以台商独占赴中投资人数与资金总数的鳌头。2009年4月两岸由海基会与海协会代表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中国司法制度的良窳，更成为全球华人与台湾民众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金字塔式体系
现代民主国家的司法制度，大多沿袭「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将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分立，成为一个独立超然的系统。不仅司法权不受行政权的箝制，还可以审理人民与行政官署的纠纷（国赔案件）、审判官吏（贪渎案件），甚至裁判行政权的归属（选举案件）。
在这样的体制下，司法系统常常被划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三角形：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在上位，聆听律师与检察官两方的辩论，并做出最终判决；检察官（国家的律师）隶属于行政权，指挥同样隶属于行政权下的警方与调查单位（例如台湾的调查局或者美国的FBI联邦调查局）办案；律师则是一个自治团体，担任维护被告受到合法审判的角色。
所以在现代民主国家，法院具有尊崇超然的地位。相应的，法官被要求在专业与私德领域同样具有超然的品格，法官不能参与政党或者从事政治活动。这是法官能够不受行政干预，依法审判的最低保证，也是对法官的一项基本要求。
- 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有了法律制度，就进而要求依法治国。甚么是法治社会？因为接下「敏感性」维权案件、被迫出走到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的知名中国维权律师郭国汀，综合归纳各种知名的「法治」定义之后表示：「法治是指国家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对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平等，适用、规范和处理，以及审理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等各方面事务和交易的程序规则。」
「任何人包括总统及国家本身均不得超越法律，并受到法律的同等制约和约束。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违法一律受到独立法院的审判追究。法律高于并约束任何个人、团体、总统、议员、立法者及国家本身。」
中国不缺法律，从程序法到基本法、特别法、经济相关法律到环境保护法，样样不缺。可是深受中共迫害，流亡海外的郭国汀律师根据自己在中国执行律师业务的经验认为：「在中共专制暴政条件下，绝对不可能存在法治。」
在中国，法官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更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法官必须有超然地位」以及「法治」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 在中国：法院、法律都是共产党的
另一位知名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在一份〈给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其委员长的公开信〉里，写到自己的切身经历。当他向拒绝受理案件的法院人员力争甚么是法治时，有了以下的这几段对话：
律师：「（法院）是否受理（案件）应按国家法律规定办，如果相关文件与法律相抵触，那么这种文件应属无效。」
法院人员叫喊着说：「如果你认为上边的文件无效，那你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去修改法律呀！」
律师据理力争。
法院庭长：「你（指律师）不是党员吧，党代表大会的精神你也没学过吧，律师不允许接此类案件你知不知道？法院都是共产党的，法律也是共产党订的，现在上边有规定说不能受理，就是不受理，你愿意找谁就去找谁，愿意哪告就去哪告。」
律师于是到另一个法院提告，抱着万分之一的期待会遇到懂得「法治」的法官。
另一个法院的法官：「上边有规定，涉及法轮功的案件不予受理，不出具任何手续，亦不出示任何依据。」
律师再度据理力争。法轮功学员也是中国公民，享有宪法与法律保障的一切权利，这不是一纸行政命令或口头指示可以剥夺的。
法官警告律师：「你们律师正在做的事很危险，如果接下来还要继续的话，就要写司法建议（要求处理你们）……」
结果：律师拿著书状到处碰壁，即使书状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是共产党的法院就是拒绝受理律师的提告。
二、中共的司法系统：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的检察院
中共的司法系统向来叫做「公检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这样的称呼，把公安排在最前面，法院排在最后面。所谓「公检法」三点一线，形成「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的检察院」这样的倒悬体制。至于律师，则没有甚么用武之地，成为在中国司法系统边缘游走的配角。
单从职务级别上来看，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比公安部长高一级。但如果从权力角度来看，中共指派的公安部长一般都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来兼任，而最高法院院长只是政法委委员。所以在「以党领政」的权利现实下，产生了「最高法院院长向公安部长汇报工作」的结果。
至于由检察系统起诉而且经过中国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概由公安部门完成调查和审理程序。欠缺实权的检察系统被称为无油水的「清水衙门」，真正的侦查权归中共中央政法委掌管。法院的审判，充其量只是协助公安部门完成最后一个量刑和宣判的步骤而已。
- 郭国汀：法律仅能作为政府的镇压工具
从人员配置与武力配置的视角来看，权力庞大的中国公安部更是凌驾于中国法院之上。地方公安就可以将民众直接丢进牢里进行「劳动教养」，最高可以关押3年，而且可以重复对同一个民众施以劳教。
高智晟律师在对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及其委员长的公开信里，公开了他的当事人──黄伟，一个中国公民连续被劳教的遭遇：
「黄伟，石家庄市居民，大专学历。1999年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实施』为由劳教三年，释放时34岁的他头发已一半变白。黄憧憬美好生活，以超出常人想象的勤奋，在经营领域拚搏，初步奠定了较好的经营基础，清贫的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决心忘掉过去的痛苦，努力创造今后美好的生活。」
「2004年4月13日早7点半，黄伟像往常一样送孩子去幼儿园。刚走出幼儿园准备去上班的他，被四名不明身分者强行带走。被带到国保办公室后对其进行了搜身，对自行车及随身携带的所有物品、现金扣留，后将其送进看守所关押。至此，关押他的人未出示任何手续，更未表明身分。」
「后来有关部门自己打开黄的家门，对他家进行了搜查。黄伟被关押38天后，公安机关因不愿担当超期羁押的名声，又将其押至公安留置室关押15天，期间也没有作任何说明，只有两名拒绝说出姓名的公安人员来作过一次『讯问笔录』（当时黄问及办案人员的单位及姓名时，办案人员回答说是『我们在审你，而不是被你审』）。」
「由于记录的内容与实际谈话内容风马牛不相及，黄伟拒绝在笔录上签名，令其惊愕不已的是，『办案』人员竟面无表情却从容地当着黄的面在『讯问笔录』上签上了黄伟的名字，并自己在『黄伟』名字上按了手印。」
「6月3日，黄伟再度被宣布劳动教养3年，结束了在留置室被『监视居住』的他，于6月4日再度被送至劳教所。此后，为了向市政府复议及行使有关依法享有的程序权利，黄伟每次必以绝食的代价才获得。其多次累计绝食天数达42天。其景之惨、其情之悲足见一斑！」
- 从禁忌案件洞悉中国法治
法轮功案件无疑是中国当前最敏感的禁忌案件。敢于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律师，都遭受过中共各种形式的打压与迫害。光是在2009年就有22名律师，因为替法轮功辩护而失去律师注册，被剥夺了执业的权利。
但是法轮功案件只是最具指标性的中国禁忌案件，并不是唯一的禁忌案件。2008年，有21名中国律师被暂停注册，原因是他们在西藏事件之后志愿为藏民辩护。另外还有律师因为不顾当局的禁令，代理三鹿毒奶粉集体诉讼以及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集体诉讼，而被中共当局威胁、剥夺执业权利甚至遭到暴打。
从中国的禁忌案件，可以验证中国徒有法律、法制而无法治，而中国维权律师在司法暗夜中的抗争，以及这些律师的人权状态，则能够映照出整个中国法治的残破状态。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与司法部长
中共指派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1946年生，大学阶段正逢文革。由王胜俊公开的最高学历可知，他是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没有法律学历。
而他的经历──从安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到省公安厅厅长，一路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然后在2008年坐上最高法院院长的位置──从来只是党职与公安事务，完全与审判事务无关。
中共指派的司法部长吴爱英，1951年生，初中毕业。直到1971年在人民公社里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山东大学政治系。2005年吴爱英坐上司法部长的位置，没有法律学历。
目前吴爱英是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的在职研究生，开始补修法律。但这样一个还在学习法律的人已经在中国担任了司法部长4年。
2009年8月6日吴爱英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和群体事件的指导工作。要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师职责和使命」。
她还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保证律师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在谈话中，她介绍了在中国大陆1.4万多家律师事务所当中，已建立多少党支部与联合党支部。而那些没有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则全部指派了指导员。
显而易见，这个司法部的任务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于律师行业的全面干涉，阻挠律师的独立办案，而不是保障法律公义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