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在中国内战失败，最终在1949年将国民政府迁到台湾。迁移的过程中伴随着政府人员、军人与家眷，数量相当庞大。根据中山大学叶高华教授的研究，1949年前后短短数年大约有110〜120万的人员从中国大陆前来台湾。这个数目对当时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台湾形成很大的冲击。
来台的非军事人员（许多是公务员）当中男性较多，尤其军人的数量可能接近60万，以致于整批移民的男女比例非常不均等。正常的现代社会的男女比通常在1到1.05之间，但根据1956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外省人（不含军籍）的男女性别比大约是1.56，也就是男性人数是女性的1.56倍。而1966年的人口普查将外省军籍也纳入计算，其男女性别比更是高达1.63，也就是男性是女性的1.63倍，可见军籍外省人的性别比更加失衡。显然，外省人的移入导致了台湾性别严重失衡，对婚姻市场产生了冲击。
军人结婚禁令
不过，这个冲击不是战后立刻出现的，而是逐年不断累积的。这主要导因于战后初期禁止军人结婚的措施。
1951年政府颁布的《戡乱时期军人婚姻条例》，要求陆海空军士兵现役在营期间不准结婚，军官则需要超过一定年龄才能结婚。但是，军人违规擅自结婚或者秘密结婚的人应该不算罕见。实务上军方也开放特例予以结婚，但具体的人数不得而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该年原条例修改后松绑了婚姻限制，原则上开放各级官兵结婚。
由于外省移民男性居多，他们寻找配偶的对象就需要拓展到本地的台湾女性。由于外省男性很多从事军职或者公职，工作地点固定。所以结婚找对象往往更集中在北部以及都会区这些外省人多的区域，因此对当地婚姻市场产生强烈的影响。
女性是赢家
这样的冲击谁得到好处、谁得到坏处呢？经济学基本的供需理论认为，需求上升会推高价格。所以对本土女性的需求增加，也就会推升她们的「价值」，因此本土女性属于得利的族群。
经济学家Andrew Francis针对台湾战后的婚姻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发现外省移民提高了台湾人结婚时，男方所出的聘金跟女方所出的嫁妆两者的相对额度，而这种现想可能是因为对「新娘的竞争」加剧，导致男方必须出更高的价格来「抢货」的结果。
Francis还发现到外省移民导致一般家庭中女孩的数目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价值」提高后，减弱了原本父母对男孩的偏好，提高了父母给予女孩的营养与照护，甚至于减少对女性胎儿的堕胎所导致的结果。
该篇研究另外还发现外省移民使得一般家庭减少生育数目，这可能是因为传统家庭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就是要多生小孩，但女性的「价值」提高后，也增强了她们在家庭里的谈判力量，得以更大程度地脱离传统角色的束缚，而减少生育数量。
本土男性当然就是输家了
「丈夫」的供给增加，通常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婚姻市场也不例外。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的简锦汉博士与两位共同作者就估计了外省移民对台湾男性的影响。
作者们利用台湾的健保数据以及其他多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估计每个男性当初20岁时适婚年龄开始的时候所处县市的性别比，将这个比例当作他们面临的婚姻市场竞争程度。性别比愈高（也就是男性愈多），竞争程度则愈强。
然后他们估计了这些男性在1995年以后的健康情形，发现当初所面临的竞争愈大的男性，其后来得到忧郁症等心理疾病的机会愈高，而且寿命也比较短。作者们最后将这篇论文的题目定为〈竞争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Competition），确实有其传神之处。
本土男性奋发图强
竞争有时让人沮丧，但有时也激励人奋发向上。澳洲经济学家Simon Chang也针对战后外省人移民对本土男性的影响进行了估计，但着重的方向不同。
Chang发现台湾本土男性面临更强竞争的结果，是更多地从事创业或者投入企业工作，最后变成企业家。这可能是因为投入商场是累积财富的一种途径，对于赢得婚姻市场中的竞争有所帮助。笔者胡乱猜想，或许这个影响后来成为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推力也说不定！
台湾与南韩的经济发展轨道相似，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制度也差异不大。但是许多人认为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似乎比南韩女性来得高，形成两国之间的一个对比。虽然我没有详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笔者一些南韩与台湾的朋友都同意这样的女性地位差异确实存在。
那么，是甚么原因导致了台湾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呢？对实证研究者而言，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但研究难度破表的问题。不过，战后台湾接受了一百多万的外省人移民，导致台湾成为女少男多的社会，是台湾特有的一项经验。或许，这个经验正是提高台湾女性社会地位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