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也許會問：如果不是韶關的「蝴蝶」（韶關旭日玩具廠）搧動了翅膀（發生維、漢工人衝突），會有新疆烏魯木齊7月5日那場死傷慘重的民族衝突與中共的血腥鎮壓嗎？
如果對新疆問題有較深的瞭解，恐怕不會這麼簡單地提出問題。但《華盛頓郵報》7月15日發表一篇〈中國族裔糾紛源自勞務項目〉，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推出的勞務輸出計畫，就是中國漢維糾紛的起源。
中國政府在新疆推出的勞務輸出計畫確實是強迫性質的「政治任務」，也確實是這次烏魯木齊騷亂的導火線。但問題是新疆的民族矛盾由來已久，即使不是「韶關事件」，也會有別的事件作為導火線。如果稍加留心，就會發現，自2008年3月西藏騷亂引起國際社會對西藏的道義同情以後，新疆各地一直有各種各樣的抗議事件發生，只是從未像今年「7.5事件」這樣讓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大打折扣。
新疆的民族問題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則必須檢討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我曾於1999年與2000年的夏天兩度去過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知名維族領袖熱比婭被捕之後不久，維漢矛盾與疆獨問題那時正是新疆的幹部與知識分子群體熱議的話題，加之我有心瞭解，因此對維漢矛盾的由來有了比較多的認識。
1. 根源：失敗的「超民族政府」，脆弱的三角政治關係
應該說，中共政府自建政以來，其實一直在努力扮演「超民族政府」這一角色。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來新疆的維漢關係，用「維漢兩極」描繪其實並不準確──儘管這是新疆大多數維吾爾族人心目中的維漢關係。用「三角關係」來描繪可能更適當一些。
中共政府是三角形的頂端，維漢兩族則算是三角形下端的兩隻角。客觀地說，在少數民族地區（包括維、回、苗、彝等所有少數民族聚居地在內），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扮演著「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這一角色，並採取了一系列被漢族人稱之為「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為政治上懷柔、經濟上優惠。高考（中國的大學入學考試）招生，少數民族考生比漢族考生的錄取線要低得多；計畫生育政策只用於漢族，並不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在涉及到漢人與少數民族衝突時，漢人受到的懲罰嚴重得多，少數民族人士懲罰極輕甚至不受懲罰。上世紀70年代本人被下放到湘西修鐵路時，同去的知青與當地苗族人發生衝突最後暴力相向，雖然事件起因責任並不在漢人知青，但最後卻有幾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嚴重是拘留──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原則如此，在新疆、西藏等地，地方當局處理民族矛盾基本也按如此方略辦理。
在各少數民族眼中，中共當局是「漢人的政府」。但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漢人並不這樣認為，對這種「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頗有怨言，許多人只要血緣中有一點少數民族血統，想方設法都要讓自己成為少數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參軍（包括復員轉業後的安排）、提幹（提拔當幹部）的優惠。這是發生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常見之事，任何人都無法否定。
中共政府對漢人嚴厲、對少數民族懷柔並非無因。在中國政府眼中，漢人是「家奴」，怎麼對待都不會產生「外心」；但中國當局對少數民族實施的優惠政策並非「免費午餐」，而是要其歸化馴服，接受中共領導。這在中共眼中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一旦少數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獨立主張的苗頭，北京政府就會認為這是對中共權威的嚴重挑戰，一律報之以武力鎮壓。多年來，處理西藏、新疆問題莫不如此。
就事實而論，中國當局在處理新疆、西藏時的暴力手法，與其處理中國國內社會反抗時的手法並無不同，都是暴力鎮壓與污名化宣傳──可做比較的，遠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體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共當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自家土地，怎麼處理都是「內政」，何需外人「吃飽了飯沒事幹，來指手劃腳」？但在國際社會眼中，這卻是族群衝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種大規模屠殺之外，國際社會很少一致指責中共處理漢人居住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的暴力，但對西藏、新疆發生的暴力鎮壓卻關注得多。
2. 矛盾：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為甚麼換不來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頭之一應是中共政府持續不斷地大規模移民。
直至民國時代，新疆漢人的比例極低。公認的看法是：截至1949年，新疆400萬人口中，維族約占75%，而漢人在5%左右。鮑大可《中國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點，1948年時，漢人占新疆總人口的6%。由於新疆與蘇聯關係甚大，劉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出訪蘇聯時，史達林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往新疆移民，將漢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後中國政府新疆設置建設兵團安置軍人，並在內地動員不少青年奔赴邊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於是漢族人口劇增。1964年人口普查時，新疆人口劇增到727萬，其中漢族占31.9%。此後一直穩定在30%～40%之間，歷次人口普查結果分別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2000年中國政府號召「西部大開發」以後，更多的漢人湧進新疆。
毛時代的新疆並無獨立之念。有「王剃頭」之稱的王震的「鐵腕治疆」行之於前，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繼之於後，這一張一馳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維持了平靜。「改革」以來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維吾爾族的多年積怨開始釋放，南疆等地要求獨立的聲音開始出現。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實施了安撫性的「新疆六條」，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讓少數民族占60%；與此同時還實行「三少一寬」，即少數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從寬。由於這一政策並非建立在尊重國民權利與民族自主自決這一基礎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賜」的優惠形式出現，並不能換來當地少數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區的漢族移民的受歧視感則甚為強烈。中國其他地區人民只要設身處地想，可能也體會得到新疆漢人移民那種感覺。
歸納起來，維族人的不滿有下面這些：
我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這裡的山山水水都屬於我們（這也是「疆獨」的法理依據）。憑甚麼不斷讓漢人大規模遷到我們的家園裡來？憑甚麼將我們的生存之地當作核試驗基地？憑甚麼將我們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斷、幾乎是無償地輸送到漢人那裡？──維族人對新疆成為核試驗基地之事一直耿耿於懷，1985年我在上海，就曾親見在上海各院校進修的維族幹部在南京東路遊行抗議，目的是到外灘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靜坐。
對於那些被政府與漢人視為優惠政策的，比如少數民族不需實行計畫生育，維族人的想法很質樸：你們漢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們的孩子是真主賜給我們的，想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們當作優惠賜給我們？關於工作語言使用漢語的規定，維族人認為，你們漢人會說漢語是生下來就會的事情，而我們花很大氣力學習之後，還是不如你們，這使維人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完全淪入仰漢人鼻息生存的可憐境地。
在維族人與中共政府的關係中，維族人處於政治弱勢，不滿日甚。但這種不滿的實際傾洩對象，卻不是那強勢的「漢人政府」，而是處於弱勢的新疆漢族移民──在漢人與維族人的關係中，維族人在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保護下處於相對強勢。人們會留心到一個事實：在中國國內各大中城市都有維族人在當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門對他們態度卻與對漢人完全不同。城管對漢人的違章擺賣經常是無情橫掃，棍棒相向；但對維族人的違章擺賣要客氣得多。當年深圳市發生一起維吾爾族人做霸王生意而引起的衝突，深圳市政府就採取了息事寧人之策。我當時曾與一位官員討論過這種處理不僅會引起民族衝突，也會導致維族人的商德墮落。這位官員表示他個人同意我的看法，但認為這是中央政策，下級官吏無權評議這等有關民族團結的大政。
大量移民的進入，還給新疆的生態環境帶來了致命的災難。近30年間，新疆死亡的河流多達100多條。羅布泊曾經是一個面積2萬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隨著孔雀河等河流的乾涸斷流，1972年這個巨大湖泊終於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規模屯墾，造成了瑪納斯河斷流乾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內陸河之一，隨著黑河下游的斷流乾涸，居延海也隨之死亡。西部的其他河流與湖泊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斷流四分之一，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十分之一，從一條大江大河變成了一條水渠。
3. 衝突：市場化競爭中維吾爾族為何漸成劣勢？
新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進一步激化。那「三個60%」（招工、招兵、招生讓少數民族占60%）只能靠計畫經濟才能實行，而經濟的市場化徹底動搖了過去中央政府實行的那些少數民族保護政策的有效性。隨著新疆地區經濟活動與中國內地日益的一體化（市場化的另一個結果），當地少數民族無論在就業上，還是在創業、市場開拓方面，都面臨挾內地優勢的漢族新移民的擠壓。中共當局的愚昧就在於，天變而道不變，新疆少數民族的生活和發展明顯受到市場化的擠壓和排擠，而中央政府卻依然遵循著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對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無策，維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鎮壓，又回到了當年「王剃頭」入疆時的作法。
以勞務政策為例，維吾爾人並不喜歡外出做工，而廣東等沿海地區也並不真正需要維吾爾族勞工，因為無論在技能上還是勤勞上，維人與漢人相比都不具有優勢。也並非維人不想進入本地工業部門做工，新疆的能源產業很多，石油、煤礦、天然氣，修路等等，都需要勞動力。但在市場化條件下，各企業招工不再由政府決定，「三個60%」已經無法落實，新疆一些招工啟事，往往寫著「只招漢人」，「限招漢人」。這裡既有語言障礙，許多維吾爾族人不會講漢語，管理有困難。但另外一個因素也必須考慮。從企業的角度來考慮有其道理，漢人勞工聽話、馴服，雖然拿低工資，也願意幹牛馬活，企業違反勞工保護的規定也不涉及民族矛盾；但維吾爾族就不一樣了，一來沒漢人這麼願意下苦力，管理過嚴會引起反抗，沾上民族矛盾──同樣道理，中國在非洲、中東等地的企業也願意不遠萬里從中國帶來勞工，而不願意聘用當地勞工。非洲人的埋怨是：過去的殖民者來我們這裡，他們只從事管理工作，勞務工作還是留給本地人，至少本地住民還能沾上就業的光。而中國人來這裡，從管理工作到勞務工全是自己占了。因此非洲時常發生襲擊中國企業的事情。而新疆人的埋怨也如此，新疆的人無法搭經濟發展這趟便車。
新疆當地往中國內地強派勞工，就是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產生的，特別是南疆地區的貧困問題由來已久。一位叫做海來特‧尼亞孜的維族記者在其博客日誌上寫了篇文章，他說自己從1983年至2000年間，每年都要在南疆三個地州採訪和工作兩、三個月，足跡遍及這23個縣市的一百多個鄉鎮和上千個村子，接觸過無數社會最底層的乞丐、佃農、農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採訪過幾百名各族從基層鄉村幹部到地縣級領導。這三個地州總人口目前估計至少在500萬以上，基本上從事傳統的農業和畜牧業，農牧業資源豐富，糧食、棉花、油菜及林果業產量在全區名列前茅。但是農牧業生產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資源的嚴重束縛，外加國家資金、政策和技術投入少，自解放以來遭受的所謂「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傾路線的嚴重干擾，使普通幹部群眾的國家歸屬認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點，形成了解放後南疆三地州「疆獨」勢力得以產生的溫床。
近年來「反分（裂）打恐（怖勢力）」的維穩工作擴大化，經濟沒得到發展，更使當地老百姓窮困潦倒，正常合理的民意訴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機四伏。加之幹部腐敗無能，造成了老百姓與政府幹部之間的對立和不信任關係，幹群鴻溝越來越深，如此惡性循環，終於使當地的政府決策者發現，南疆三地州的經濟發展和貧困問題，已經到了非「洩洪減壓」不可的地步了。於是乎，從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萬農業剩餘勞動力的政策出台了。這種「分流剩餘勞動力」的方式是強制推行的，如果維人青年不去，就將其父母抓起來，或者罰款。據《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在廣東韶關的一名新疆女工的哥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妹妹本來不想去韶關打工，但迫於要交2,000元人民幣罰款的壓力，只能背井離鄉。
但外出打工者遭遇到的事情讓維族青年很失望：僱用廠家拖欠工資、不按規定支付報酬的加班現象、個別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員性騷擾的情況也偶有發生。據「維吾爾在線」的創辦人說，許多維族男青年本來不想外出打工，為了保護他們的戀人只好外出。
平心而論，維吾爾族外出打工的青年們所遭遇到的種種不公，其實是中國漢族農民工每天都在經歷的「正常遭遇」。而韶關旭日玩具廠因為是位積極響應中央政策的香港老闆，他的工廠裡，維族工人待遇高於漢族工人。但是，漢人幾百年以來都面臨人口壓力，為了謀生，各地方的人都因地利外出謀生，走西口、闖關東、下南洋、漂台灣，足跡遍天下。維吾爾族人則生活在那塊熱土上，自有其生活方式，無需像漢人那樣狼奔豕突。漢人的忍辱負重，在維人那裡並非天生應該承受之事。
中共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煩，其實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民族問題困境。與前蘇聯相似，一個用政治專制箍圈成的多民族社會，只能靠計畫經濟維持；只要計畫經濟式微，經濟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區差距而導致政治社會衝突。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數個民族混合居住，卻很少有哪個民主國家面對民族問題有這麼大的困境。中共喜歡用「中國特色」這個詞來遮掩共產黨專制的實質，可以說，民族矛盾困境正是這個「中國特色」難以逃避的一個組成部分。
4. 危機：新疆問題是個死結
最近30年，中共面對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問題，其實始終無能為力，左支右絀。眼見新疆局勢趨於惡化，老一代面臨退休的援疆幹部大都有危機感，許多人紛紛為大學畢業後有機會留在中國內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筆「出疆費」，換取子女離開新疆的自由，讓他們到內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中共自以為，幫助少數民族的青年一代與漢族「同化」，就能緩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數民族青年一代的處境。比如，通過加強漢語教學地位，變相取消維吾爾語教學（這事情有兩個版本，「北京版」說未曾取消；而「維吾爾族版」則認為事實上已經取消中小學的維語教學）；為了消解疆獨的社會基礎，用下派政治任務的方式將維族青年半強迫地送至內地打工；在「西部大開發」的口號下，讓漢人大量自願赴疆。殊不知，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許多維吾爾人的民族危機感，讓他們從經濟、人口、文化等多個層面體會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關發生的騷亂事件，起因到底是發生了強姦案件還是漢族女青工的一聲尖叫，迄今仍是懸案。不管實情如何，都表明了一點，中國這個「各民族共和」的「和諧社會」非常脆弱，尤其是維漢關係（確切地說是「超民族政府」與維族的關係）已經脆弱到一觸即潰、不堪一擊的程度。
在西藏與新疆兩地的「獨立」問題上，西藏聲勢大，但對中國政府的威脅相對要弱。原因如下，第一，藏傳佛教講忍受，信徒柔弱自持；伊斯蘭教尚武，疆獨的兩個東突組織成員有一些就是基地組織成員；第二，西藏有個全西藏尊奉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他近年來已經明確主張高度自治，走和平談判之路，這對藏獨使用暴力多少起點遏止作用；但「疆獨」並非如此，激進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和「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從來就主張獨立，即使相對溫和一點的世界維吾爾大會，其發言人迪里夏提僅僅只表示大會「不支持、不鼓勵、不行使武裝戰爭來爭取新疆獨立，而且大會一直提倡以非暴力進行抗爭」，並不諱言尋求新疆獨立仍然是世維大會的目標。這樣一來，疆獨組織與中共政府之間就處於絕對對立地位，毫無通融餘地。因為無論是共產黨政府還是其他任何性質的中國政府，除了喪失控制能力之外，不可能接受新疆獨立這一結果。
中國政府譴責「海外勢力操縱」之說，目的是想在國際社會贏得一些同情分數。不過這一招其實於事無補。如果中共還能夠冷靜看待局勢，就應該承認現實：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轉了自911以來「疆獨」在國際社會的不利地位。從2008年以來，西藏問題吸引了全球眼光，國際社會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維族雖然不甘落後，不斷發動了各種反抗活動，但一來是美國將東突兩組織視為恐怖組織，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國家也因考慮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對「疆獨」甚至世界維吾爾族大會保持距離。所以維人雖然前仆後繼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們的政治訴求活動卻未能在國際社會贏得更多的空間。
7月5日的新疆事件卻使他們大大拓展了在國際社會的活動空間，一向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土耳其政府公開出面為維吾爾族站台，世界各地亦發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維人的抗議活動。連日本這種一向不以中國人權狀態為念的國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兩國第五屆人權對話中提到新疆問題。
對於中共來說，這確實是件比較尷尬的事情，原來只需要應付支持西藏的國際壓力，現在還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國際壓力。更嚴重的是，西藏在國際社會獲得的活動空間主要是道義上的支持；而疆獨的國際活動空間一擴大，就不免與基地組織的活動掛鉤，獲得的支持就是武器與武力支持。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已經威脅說將對中國發動攻擊。還有基地組織放話，稱將對付中國在海外的機構與外派人員。更何況新疆的邊境線長達數千公里，假如基地組織派員進疆，內有南疆的疆獨勢力接應，這一點確實使中共防不勝防。
中共深感丟臉的是：它的少數民族政策是花錢未能買來安定，反而招致極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國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稟賦，它很難明白，民族和諧是建立在國家對國民權利的普遍尊重與真正的民族自決與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權者厚此薄彼的恩賜。對於自掌權以來就不知政治妥協為何物的中共政府來說，目前除了訴諸暴力鎮壓之外，似乎已經找不到其他良策來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漢人移民，正常情況下，他們承受著來自政府那種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衝突中，他們因為手無寸鐵與處於弱勢，往往又成為民族矛盾的犧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