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期的文章中，筆者提到印度的有線電視節目產生了提升農村女性的女權意識的效果。有讀者看到文章後覺得納悶，怎麼經濟學家竟然做起文化研究？是不是拚經濟反正拚不動，還搞出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10年的歐債危機，挫折之餘「轉進」到文化領域尋求「精神文化的慰藉」的結果？
經濟學家不懂拚經濟其實不是新聞，但是他們研究文化議題已經很久了，不論是在理論的發展還是在實證研究上。筆者今天就介紹另一篇跟文化相關的經濟學實證研究。
禁說德語政策在美國
從現在美國社會多元自由的樣貌來看，很難想像美國在一個世紀前會做出如此違反多元文化精神的行為。
在20世紀初期，德國人是美國最大的移民族群。在1900年的時候，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德國移民加起來大約占了美國全部人口的10%。當時在德裔人口較多的社區，許多學校都教授德語，並且常用德語和英語進行雙語授課。這樣的雙語學校當時不但很普遍，而且也受到官員與社區民眾的歡迎。
但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與1917年美國的參戰改變了這樣的光景。由於德國屬於同盟國，和英美法為主的協約國屬於敵對關係。大戰讓美國社會興起了反德的浪潮：許多德裔移民被騷擾、攻擊、甚至被當作間諜逮捕，還有人被強迫購買美國公債以表示對國家的忠誠。
德語當時也成為反德浪潮的目標之一。聯邦政府要求所有的外語出版品都必須翻譯成英語；在地方政府這方面，某些州限制在公共場所講德語，而愛何華州則禁止使用德語講電話。從1917到1923，陸陸續續有21州禁止在學校用外語上課或者教授外國語言，雖然這種禁令並非只針對德語，但禁止德語顯然是相關政策的主要目的。
語言禁令的「反作用力」
史丹佛大學的Vasiliki Fouka教授在一篇2015年的論文中估計了這個禁止德語政策對於德裔美國人的影響。為了得到準確的估計，她在主要的樣本中，比較在印第安那與俄亥俄兩州、密西根與肯德基兩州相鄰邊界附近居住的德裔移民。
前兩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實施了語言禁令，所以生活在那兩州的移民會受到禁令的影響，因此設定為實驗組；後兩州沒有實施語言禁令，因此其德裔移民被設定為對照組。作者選擇生活在這兩組邊界的德裔男性移民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邊界附近的居民不論所得以及環境因素都很類似，因此估計結果比較不會因為這些因素而造成偏誤。
作者發現三個有趣的研究結果：那些受到語言禁令影響的德裔移民比較不會跟其他種族的人通婚、在給小孩命名的時候也比較會選用傳統德國的名字，並且在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比較少自願參加美國的軍隊。
這三個結果都顯示語言禁令強化了德裔美國人對自己母國文化的認同，並降低了對美國的認同。這樣的結果顯然跟同化政策當初設定的目標相反，經濟學將這樣的效果稱為政策的「意外效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文化同化政策的拉力與推力
語言禁令這種文化同化政策在近代人類的歷史上並不少見。第一次大戰時在美國的德語禁令是一個例子，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推行的皇民化運動，以及戰後台灣在戒嚴時代推行的「國語教育」，是另外兩個例子。
語言禁令一方面可以讓全社會的語言統一，當局不外是希望能達到國家民族融和、強化國家認同的效果。可是在另一方面，少數族群在被孤立與壓制的同時，可能會轉向族群內部尋求慰藉，進而強化了少數族群的內部凝聚力與自我認同。在德裔美國移民的例子上，後者的影響顯然大於前者。
台灣近代至少經歷過兩次大規模的文化同化運動。第一次是在日本時代1937年開始的皇民化運動，當局強力推行日語教育，廢止漢文版的報紙、雜誌，以及取消公學校的漢文課，鼓勵講日語同時禁止講台語。第二次是戰後國民政府推動的國語運動，尤其是「校內禁止說方言」政策，以及限制電視台與電台的台語播出時間等措施。
這兩個政策應該對台灣民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否產生了族群融合的效果，或者如同美國禁說德語政策一樣產生了族群隔閡的效果，不但是語言、文化、人類、社會學領域的學者關心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實證經濟學家研究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