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國左派譽為抗擊新冠疫情的「美國隊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Stephen Fauci）深陷「郵件門」風波。這與當年維基解密曝光不同，那次揭開的許多黑幕雖然聳人聽聞，但因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是利用駭客技術獲得資訊，政客們同仇敵愾，將其歸於非法獲取資訊而逃過所有追責。這次行動完全合法，由美國《BuzzFeed》新聞媒體、《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根據美國《資訊（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也譯作《情報自由法》、《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於6月初向聯邦政府申請公開福奇郵件中的內容，公布的3,200頁電子郵件不僅顯示出福奇在抗疫問題上的反覆無常與自相矛盾，以及科學界有一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還讓拜登政府非常難堪，因為涉及歐巴馬時期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而福奇是這項目的推動者與執行者。
福奇郵件門揭開了美國黑幕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亦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主要是變異病毒，福奇郵件門因此特別受關注。一些中小媒體不放過這條消息，將這項對中國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挖出來曝光。
《浮華世界》（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大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實際上就是讓病毒變異）以了解其特性。
《國家脈動》6月3日報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 NIH）在2011年舉辦活動，關注可能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的「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簡稱DURC），武漢病毒研究所副所長在會議的電話發言中反覆強調，他的實驗室和中共當局對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義的監管，「中國沒有監管，對一些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的鑑定沒有監管，對研究的分類和資訊的分類也沒有監管。」這裡必須注意，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將「雙重用途研究」，定義為「可能被直接誤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具有廣泛的潛在後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也就是說，病毒的變異，中美兩國的技術現在都不敢保證會被控制住，在台灣、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證，這對世界公共衛生與經濟都有重大影響。
目前可知的美國政府資助金額
6月15日，總部設於華府的《自由亞洲電台》罕見地發表一篇文章〈石正麗再次否認病毒洩露說 專家為何為中國背書？〉，該文透露了許多關鍵資訊，其重點不在於講石正麗，而是揭露美國對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資助。其中列舉的數據如下：
美國官方資料顯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通過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資助中國的蝙蝠病毒研究。從2014年起已資助生態健康聯盟370萬美元專門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直到2020年4月才停止撥款，當時正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際。
根據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蓋伊‧瑞森紹爾（Guy Reschenthaler）辦公室給《自由亞洲電台》的資料顯示，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2009到2019年間為生態健康聯盟提供110萬美元，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對人類與生物造成危害的重大病毒」，相關研究涉及從野生動物採集各類病毒的家族樣本，以及曝露在冠狀病毒下的人類與動物的血清研究。
該文揭示了一個問題：美國專家為什麼要幫中國說話？都是Money Talks。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還提到，福奇郵件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資助生態健康聯盟成為武漢病毒所「外國代理人」的事情被密集曝光。此前，外界所知的是生態健康聯盟總裁德主席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以專家身分，自疫情爆發以來不斷為中國與石正麗背書，堅決否定病毒實驗室洩露說，在WHO調查工作未完成前，就第一個跳出來讚美中國展現「高度公開透明」且配合的態度，塑造輿論，說中國已成為「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洩露」這類政治陰謀論的受害者。報導指出，這位達薩克也是今年初WHO專家組赴中國視察的成員之一。
根據生態健康聯盟官網的資料顯示，這個成立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已有45年歷史，除了美國政府，也和馬來西亞官方合作；一些國際知名的生技業者如這次新冠疫苗的研發藥廠之一強生、英國的利潔時集團（Reckitt Benckiser Group）以及德國的百靈佳殷格翰（Boehringer-Ingelheim）都是生態健康聯盟的贊助企業。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學教授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就堅信口說無憑，要經過全面與客觀調查實驗室外洩的假說後，才能對疫情起源下結論。
這位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專家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了一段話：「現在的生態健康聯盟，已經不是45年前成立時的那個生態健康聯盟了。這個組織重新打造自己，它已經從過去專注於保育工作，轉型為贊助中介者，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扮演發達國家資助機構和比較不發達國家實驗室之間的中介人，它自己沒有實驗室。」
哪些國家與中國有過合作？
根據各國媒體揭露，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過合作關係的有法國、美國、加拿大。加拿大努力澄清，他們與中國的合作是伊波拉病毒，與COVID-19毫無關係。
2019年10月，法國出版了一本《法國與中國：危險接觸》（France Chine,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作者是Antoine Izambard。該書有一章談到武漢P4研究所，指出法國早在席哈克（Jacques Chirac）擔任法國總統期間，在時任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的支持下，於2004年席哈克訪華期間簽署了合作協議，法國承諾將協助中國建設P4病毒中心。2020年，疫情剛開始時，法國媒體刊登了《法國與中國：危險接觸》一書中有關中法合作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內容。該計畫是按照法國生物梅里埃（bioMérieux）公司在里昂的P4實驗室「盒中盒」的模板幫助中國建設的。被中國媒體稱為是「一帶一路」的典範。今天武漢P4實驗室是中國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科學研究基地，也是烈性病原的保藏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烈性傳染病參考實驗室。《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經刊載過多篇文章詳細介紹，例如：
〈法媒爆中法武漢病毒實驗室P4合作項目為何引發爭議〉（2020/01/25）；
〈武漢P4實驗室：法國幫助建成後被「踢」開始末〉（2020/04/23）；
事涉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又為禍全世界，法國政府知道茲事體大，不想將世界怨恨引向自身，於是通過放風的方式，由來自總統府愛麗舍宮的消息源對外宣稱：直至此刻，法國不掌握任何事實，可以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的工作與新冠病毒源頭之間有聯繫。
美國本土叫停這類研究，卻資助中國
其時，對法國窮追猛打的美國《華盛頓郵報》沒有想到，它們所鍾愛的歐巴馬政府與福奇也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重要資助者。
2015年11月9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傳染病學家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 Medicine》發表了一篇極具爭議的研究論文，該研究使用SARS冠狀病毒骨架和來自中華菊頭蝠的SHC014冠狀病毒表面蛋白進行工程化改造，在實驗室創造了一種雜交冠狀病毒，這一冠狀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細胞，並能引起小鼠疾病。該研究表明，該病毒（或蝙蝠中發現的其他冠狀病毒）可能無需經過中間宿主就能直接感染人類。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曾資助一些此類研究，因為這類研究有助於理解人與病原體相互作用的基本性質，能夠評估新興傳染病的大流行潛力，並為公共衛生和備災工作提供必要資訊。但是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生物安全風險，因此，2013年10月起，美國暫停了對所有此類研究的資助，但是論文涉及的這項研究卻已經開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對該研究進行了審核，並允許其繼續進行，最後通過資助的形式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
追責難以成行
上述事實已經表明，對中國的追責難以成行，除了中國方面堅決否認且拒不提供相應資料之外，法、美兩國出於上述原因，只要追到為何將本國禁止的項目通過資助或者中介人機構轉到中國進行，法、美兩國政府就難以對外界解釋。
理解了這點，就能理解為什麼國際病毒學界在COVID-19自武漢流播至世界後，幾乎眾口一辭地紛紛站隊表態：病毒非人工製造。少數多年前就反對這種研究的頂級生物學家都只能謹言。
《自然》雜誌曾於2015年11月12日發表一篇〈人工改造的蝙蝠病毒引發了對風險研究的爭論〉（Engineered bat virus stirs debate over risky research），指出這項研究在發表後即引發爭議，其文引述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學家 Simon Wain-Hobson 的看法：「如果新病毒從實驗室逃脫了，那麼誰也無法預測其發展軌跡。」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禦專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持相同看法。
這篇舊文後被《自然》雜誌加上一段說明：「編者按，2020年3月：我們知道這個故事被用作未經證實的理論基礎，即導致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是經過設計的。沒有證據表明這是真的；科學家認為，動物最有可能是冠狀病毒的來源。」
一些先堅持病毒是人工合成，後改口說是自然起源的科學家的利益瓜葛，說明當科學家淪為政治的婢女之後，科學良知與信譽可以用金錢稱量：
2020年1月31日，來自美國斯克里普研究院的病毒免疫學專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給福奇發郵件，稱COVID-19病毒非自然產生。一個多月後安德森改口，發表論文「SARS-CoV-2的近端起源」，稱COVID-19是自然起源。該文幫助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避免了對它們資助病毒功能增益研究進行調查。五個月後安德森就從國家衛生研究院獲得了188萬美元的新發傳染病研究資金。
要言之，COVID-19病毒貽禍世界，查究源頭本應是WHO與病毒學界的責任，但由於病毒研究的國際化參與、贊助（美國、法國都是安理會五常），更由於WHO與病毒學界與中國那十分複雜的利益關係，可以預知：所謂病毒溯源追責，只會成為一個雙方互相敲打的政治話題，不會有誰真為此付出代價。我希望所謂追責能夠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禁止西方國家繼續資助這種危險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