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常把发展的历史分成几期来讨论，以掌握不同时期的特质。不同的研究目的会采用不同的分期方式。台湾经济发展曾经相当成功，但近年却似遭遇甚大的困难，因此不少人都认为台湾应找出新的发展模式。
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本文拟把像台湾这种国家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实现生产力、发挥国际比较利益、追赶先进国家、超越成为先进国家。我们在前两个阶段，特别是第二个阶段非常成功，目前所处的第三个阶段则不太顺利。而要能继续发展，必须要采取第四阶段该有的做法，不可沉迷于前面各阶段的习惯。这就是台湾经济发展该有的新模式。
台湾经济发展简史
在实现生产能力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是要让各种生产要素能发挥它们的生产力，并逐渐累积更多生产要素及其能力。十九世纪末至1960年代之前的台湾主要是处于这个阶段。当时主要的模式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相关法令制度，让人民可以且愿意努力从事赚钱的工作，并累积更多资源。政府除了法令制度，也要改善公共建设和教育文化。这阶段整体最主要的表现可叫做「现代化」。
而本国的能力和产品若能和外国交易，常能换到更高的价值并扩大生产。这就是第二个、即发挥国际比较利益的阶段。这阶段在日本时代已经开始并和第一阶段重迭，在1960年代之后成为台湾的主要发展模式，而当时我国主要的比较利益来源就是低工资。为了更充分发挥国际比较利益，政府政策以对外开放和自由化为主轴，企业重视国际市场，并以大量生产和压低成本做为竞争手段。此阶段主要的表现可叫做「国际化」。
但既有的国际比较利益充分发挥之后，我们的所得和工资仍低于先进国家甚多，要继续经济发展，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国际比较利益或发展和外国相对具有优势的技术能力。所以我们进入追赶先进国家的阶段，要缩小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希望这样能缩小所得的差距，也希望产业结构和先进国家拉近。我们的努力方向是研发营销，可代表的整体口号大概是「产业升级」。
然而，这个大约是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三发展阶段并不太成功。1980年代大量开发中国家加入国际竞争，并取得我国原有产品的国际比较利益，造成我国产业的快速外移。美国信息产业的崛起带给我国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机会，维持了我国的发展。但这也使我们停留在藉比较利益国际合作甚至为人代工的阶段，而为人代工的信息产业随后也仍不得不外移。至今有很多厂商仍以降低成本争取外国订单为主要努力方向，政府的政策思维也常停留在第二阶段的降低成本和对外开放。结果产业升级的成果不足，我国和开发中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输给韩国愈来愈多，实质工资甚至倒退回十六年前的水平。
非贸易财和在地经济较少受到外国竞争威胁，且较能发挥在地文化特色，能给部分人民提供发展和就业的空间。图为高雄美浓纸伞。Getty Images
必须以超越先进国家为目标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第三阶段这种追赶或学习领先者的策略本来就难成功，何况我们实质上又常沉迷于第二阶段的自由、开放、代工和降低成本等等策略。我们需要跳开第三阶段那种追赶的思维，而以第四阶段的超越先进国家做为目标。
这里所谓超越并不是甚么都要超越他们，而是要有很多地方不输给他们，有些地方胜过他们，而整体而言可和他们并驾齐驱或分庭抗礼。这其中最能做到的就是做出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和他们正面竞争并打败他们。
2000年我提出知识经济发展方案时，即强调要以发展别人没有的知识做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希望我们当时就能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但十五年来我们的成果并不够多，这并不是我们无能或不该进入这阶段，而是太多过去或错误的想法和策略仍束缚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我们不只要以知识经济超越先进国家的大方向，很多观念和策略方向也要同时改变，才能进入超越先进国家的阶段。以下列出的是一些该采取的新策略方向：
1. 由追求GDP成长率，改为着重就业和薪资的成长。偏重GDP成长常会忽略环保并偏爱大型投资，结果折旧费用和污染增加，使人民所得的成长低于GDP，劳工分到的真正所得成长更少。
2. 不景气时要维护经济再发展之能力，而非短期经济成长率。消费券和建蚊子馆等政府支出都只使政府财政恶化。不景气时金融、汇率和财政政策，应以维护及发展必要之竞争力为目标，不是盲目拉抬经济成长率和压低失业率。
3. 追求生活质量文化的改善，而非消费量的增加。我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主要国家仅次于美国，已经太高了，不宜为提高经济成长率而鼓励提高消费量。
4. 由降低成本的经营理念，转向提升产品价值。降低成本有其极限，也很难低于开发中国家，提升价值才能长久。但这不能只是口号，目前政府的奖励政策大多着重降低成本，将来也要转向。
5. 研发目标要由追上外国技术，改为发展独特知识。台经院研究发现我国九成以上厂商之研发，都只是为继续取得订单或避免被告等的防护性研发，少有创造新产品新技术的努力。这努力方向不改，就进不了第四发展阶段，成不了先进国家。
6. 产业目标要由广泛跟随外国流行，改为只发展有可能领先世界的产业。这些年外国流行甚么我国政府常就说要做甚么，但外国已在做的，我们其实很难超越，要仔细评估我们的能力，发展较可能胜过别人的产业。
7. 由偏好为人代工的大企业，改为同时重视能自主的中小企业。有大企业也很好，但大企业若没有足够自主的能力而只依赖代工，则可能受制于人而只得到低附加价值，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意。目前有些国家也以国家之力来扶植其重要产业和生产链，大企业也较可能受到这种竞争威胁。中小产业发展空间甚多，我国企业较有能力建立自主的技术，也较不会成为外国政策抢夺的目标。有些中小产业和企业也可能逐渐变大，而逐渐建立起不受外国威胁的技术和经营能力。
8. 由只听既有企业家埋怨，转变为同时改善新企业和新企业发展的环境。全球化必使产业不断外移和被外国取代，国家必须要有不断兴起之新企业和企业家，才能维持高成长率，特别是提高薪资及改善分配。因此政府要发展可以协助新企业家创新的环境和辅助性产业，包括提供创业者资金的机制，以及迅速排除新产业不必要之法规障碍。
9. 由偏重出口，转为贸易财和在地经济并重。出口很重要，但要有胜过外国的知识能力，并非所有企业和人力都能得到机会。非贸易财和在地经济较少受到外国竞争威胁，且较能发挥在地文化特色，能给部分人民提供发展和就业的空间，也能改善国内生产质量而提高国家竞争力。有些在地经济未来并可能发展出能在国际上争一席之地的特色。
10. 由对资本家优先的盲目自由化，改为适度提供公共供给来防止市场不公。近年很多政策认为给资本家利益就可间接造福其它人，因此一味对资本家自由化甚至补贴。但市场常是不完全的，自由放任并不一定能带给社会最大利益。在某些市场中提供适度的公共供给，反而可维持某个最低标准或最高价格，而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
11. 由随便或无限制对外开放的国际合作，走向确保本国竞争能力。自由化的同时也要消除对手不公平竞争手段，并照顾因开放而受害之弱势者。国内经营之自由化应优先于对外开放。
12. 金融业由追求自己的发展，走向协助全民经济的发展。目前金融业的国际化多为协助资金外流，风险都由全民承担却无助于本国经济发展。未来金融业应着重协助国内产业投资经营，特别是新产业新技术的发展。
13. 由多靠减税补助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改为政府协助研发和投资符合政策目标之产业和企业。减税以和外国竞争有时有其必要，但协助研发和参与投资的方式可使目标更为精准，且政府可得回报，因此更为公平，财政上更能负担，也较不会违反国际规范。
14. 农业由补贴和贸易保护，走向同时积极发展和生活结合之农业。提供在地需求之有机、生鲜、休闲和地方特色产业，让农民和一般人以农业当为生活方式之农业，还有智能高科技化之农业，都有发展空间。
15. 由官员出国招商，改为形塑投资环境。除了资金、人才、土地以及产业群聚集等等一般投资环境之改善外，针对特定产业乃至大型投资案应了解问题而为其打造合理之投资环境，不可只靠官员到外国做秀就想吸引重要投资。
16. 由做中国中心和门户之幻想，走向务实强化与全世界之往来。
17. 由积极和中国产业搭桥寻求互补，走向充实本身技术，协商防范不公平竞争及不必要之目标冲突。二十多年来某些人士幻想做中国中心及两岸分工的结果，很多产业已被红色生产链整碗端走。
18. 忘掉马总统让所得追上房价之口号，改为务实防止泡沫及提供社会住宅。
19. 由盲目扩大新市区炒地皮，改为更积极都市更新以替旧市区注入新机能与活力。新市区的过度扩张使旧市区既有的建设投资失去价值甚至荒废，不只对居民不公，且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不是国家长期发展之道。
20. 将普遍补贴式之福利政策，改为更集中协助弱势。迭层架屋的社会福利也应逐渐改为以弱势家庭为主要目标，整体提升其生活及改善其未来能力之家庭辅导政策。
21. 齐头或僵化的教育，应改为真正多元思想、因材施教，而且可衔接就业之教育。
本文列出这么多要改变的努力方向，是想提醒大家，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不能只靠一句口号或少数几个政策，而是很多做法都要同时改变。上述新方向在本专栏和作者的其它文章多曾做较详细的说明，但也仍未能包含所有该做的改变。如果未来各种政策及企业家的决策都能想一下是否符合这些正确的新方向，那么我国经济就能进入超越先进国家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