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月迎來建黨百年，本該是難得的慶祝活動，國內外卻沒人真心捧場，不僅歐美民主國家聯手向中共攤牌，形成圍堵中共之勢，中國民眾也不給中共面子，「躺平」抗議社會不公。

歐美民主國家圍堵 中共空前孤立

就在今（2021）年中共緊鑼密鼓籌備7月1日建黨百年前夕，G7、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短短兩天內分別砲轟中共。美國總統拜登和其他G7成員國領袖在6月13日發表公報，狠狠地賞了中共三個巴掌：第一掌是峰會公報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台海兩岸議題和平解決」。這是G7有史以來第一次提及台灣，並且表示「堅決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加劇緊張局勢的企圖」，直指中共近年來對台不斷升高的軍事干擾及灰色地帶戰略。

第二掌搧在中共極力掩飾的要害，公報要求對中國進行新冠肺炎病毒溯源調查，明擺著要中共對病源與武漢P4實驗室的關係給個清楚交代：「我們呼籲由世衛召集進行及時、透明、由專家領導、以科學為基礎的COVID-19第二階段疫源（或病源）調查，包括在中國境內調查，如同專家報告所建議。」

第三掌是為了新疆人權和香港自由而搧。G7「促請中國尊重尤其是涉及新疆的人權與基本權利，以及嚴正載入《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關於香港的那些權利、自由和高度自治」。

北約在6月14日接著出重拳，成員國在公報中首次把中國列為安全威脅，指出：「中國公開的野心和獨斷行為，對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及與北約安全相關的領域都構成系統性挑戰。」北約祕書長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說：「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中國問題上達成了共同立場，這對我們的安全很重要。」

同一天，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新聞稿表示，12位獨立專家對在中國被關押的少數族群，包括法輪功修煉者、維吾爾族、藏族、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可能遭到「活摘器官」的報告感到極度震驚，呼籲中國要立即對此做出回應，並要求允許國際人權機制的獨立監督。

歐美接連出重拳，以中共流氓的個性，定想說：「老子慶生，你們歐美帝國不給面子，敢聯合起來羞辱我？」於是派了28架戰機騷擾台灣，以洩心頭怨氣。但孰料回頭往國內一看，他搭的這個建黨百年戲棚，自家民眾居然「躺平」不捧場，更丟人了。

▲2017年4月9日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一名攤販在展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夢」看板前的街道上販售運動鞋。Getty Images

黨吹「中國夢」 人民「躺平」抗議

當中共極力宣揚「中國夢」，讚頌習主席英明領導中國走向小康社會、推進富強民主之際，中國網上卻突然盛傳「躺平」一詞，道出年輕人真實生活的心聲，與中共歌頌的豐功偉業形成強烈對比。

2021年4月17日百度貼吧的一個題為〈躺平即是正義〉的貼文：兩年多沒工作了，也沒覺得哪裡不對；每天只吃兩頓飯，解決食物問題就是解決一切；每月花銷控制在200塊以內，沒錢了，一年也就工作個一兩個月；日常就是家裡躺，外面躺，像閒散的貓貓狗狗一樣躺……

此篇文章張貼後引發中國網友熱議。「躺平」指的是一種「退出競爭」、消極反對高壓工作的生活哲學，年輕人拒絕高壓、高工時工作的焦慮，放棄拼命工作賺錢，降低自身慾望，主張「不戀、不婚、不生、不買房、不買車、不創業」。「躺平」主義是對當今中國充斥「內捲」（過度競爭）文化的一種反抗，中國現在各行各業走向狼性競爭，工作環境惡化，「996」（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週工作6天）、「007」（從0點到0點24小時工作制，一週7天不休息）超時加班、以命換錢的現象屢見不鮮。

沒想到建黨百年前夕，年輕人居然「躺平」不配合演出，還拒絕跟著黨的領導走，中共反應快速，已將〈躺平即是正義〉一文刪除，也關閉豆瓣上多個躺平小組，以壓制躺平主義的聲浪。中共另一手，還反過來發表多篇文章批評躺平主義，如《南方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躺平」可恥，哪來的正義感？〉；微博「共青團中央」發布了一條〈當代年輕人從未選擇躺平〉；《環球時報》諷刺稱：〈聲稱要「躺平」的年輕人，總是在黎明被自己設的鬧鐘叫醒〉等。

不就是民眾在抱怨過度競爭的生活嗎，中共為何如此小題大作。有一位網友的留言回答，指出更深層的原因，獲得一萬多人按讚認同：「當淩駕於資本之上的一股力量，發現資本們來來回回割韭菜，榨幹年輕人的血，踩踏韭菜們成長的動力。『它們』就會出手的呀。畢竟，這是破壞了生態平衡不是。鐮刀們能不慌咩？？？這不是能不能割韭菜的問題，這是連韭菜根都刨了，地裡沒韭菜了。農場主會生氣的，後果很嚴重。」

鐮刀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韭菜就是被當作生產工具、被收割的民眾；農場更借用「動物農莊」的比喻，暗批控制社會的共產黨，就是問題源頭。

「躺平」主義標誌著中國青年對外在環境「覺醒」，醞釀一種類似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有網友喊出「躺平3個月，拖垮共產黨；躺平6個月，換來新中國」；「韭菜們現在就告訴你們，有種就換整塊泥土」，表達他們渴望體制變更，且不想在中共極權暴政下「下跪求生」的另類抗爭。

細算中國共產黨建黨至今劣跡斑斑，罄竹難書，如《九評共產黨》一書所言，中共的流氓黨性始終不變。中共慶祝建黨百年之際，來自國內外給中共的道賀悽慘冷清，這百年下來的結果，只見中共外交失敗，沒能成功與歐美交好，反而搞得民主國家共同圍堵中國；對內則因黨國極權統治，喪失民心，年輕人更以「躺平」反對被中共當韭菜割。如今這般風景，看在中共黨員的眼裡，甚是焦慮，恐怕唯有退黨才是保全自身的良策。

一生力挺中華民國、堅定反共的美國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有句名言：「20世紀教給我們一件事：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不能對它有幻想。」這位橫貫世紀（1994年去世，享年96歲）的美國政治家一生反共，對共產黨邪惡有深刻認知。在21世紀的今天，更可看出周以德的真知灼見，因中共建政後，在沒有外來侵略的和平時期，竟導致八千萬中國人死於迫害、槍殺和人為政策的大饑荒。現在，共產黨不僅殺害中國人，甚至用病毒謀害世界，導致全球近2億人感染，超過380萬人喪生！

雖然中共否認，但各種研究和證據顯示，新冠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並且很可能是中共研製的生物武器。這從幾個方面都可看出：

第一，全球都在質問，為什麼疫情首發在中國武漢？答案很清楚：因為中國唯一的最高等級（當然也是最毒的）病毒研究所就在武漢。中國有九百多萬平方公里，三十多個省市自治區，為什麼疫情在武漢爆發？這就像對地震要找「震源」一樣，武漢病毒是疫情爆發地，全球沒疑問，被稱「武漢病毒」是事實命名。

第二，武毒所在武漢，就證明病毒是從它那出來的嗎？至少有兩個重要根據：最早被發現疫情的武漢海鮮市場距離武毒所很近。以前就有中國病毒研究者把實驗過的生物等又賣到寵物市場以圖利、被抓獲判刑，而且發生過多起。所以武漢海鮮市場最早發現的疫情，很可能就是武毒所洩露到那裡的。其次，據美國掌握的情報，早在2019年11月武漢病毒所就有三名研究人員感染，出現新冠病毒症狀被送醫，其中一人的妻子因此死亡。這更說明「毒源」就在武毒所！

第三，中共官方曾強調，病毒來自海鮮市場的蝙蝠。但該市場的蝙蝠數量很有限，而且中國其他地方也有很多蝙蝠，為什麼其他地方的蝙蝠沒病毒，只有武漢的有？馬來西亞人把蝙蝠作為美食，至今仍在吃，怎麼全世界其他有蝙蝠的地方都沒事，偏偏武漢的蝙蝠就有病毒？因為武漢病毒所一直在大量收集和實驗蝙蝠，該所主要研究員石正麗曾撰文講解，怎樣從蝙蝠研製出更容易在空氣中傳播的病毒。她在2015年融資計畫書中說，要研製適合人際傳播的新病毒，理由是由此研發出「疫苗」。但製造這種威脅全人類的劇毒，一旦洩露或發生事故，後果不堪設想！美國當時就有兩百多名科學家反對石正麗們研製動物病毒傳給人，認為一旦發生外洩將造成人類大災難。法國著名病毒專家、巴黎巴士德學院Simon Wain Hobson教授受訪《法廣》指出：石正麗一直致力研究「給病毒基因增加新的功能使它能夠直接感染人體細胞，或者使病毒能夠直接通過空氣傳染」，說是要用它研出疫苗，但這是「瘋狂的研究，讓人類冒著不必要的風險，所以我當初就十分反對。」

第四，國際上很多科學家都指出，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來自動物的自然演變，因這需要經過很多年的蛻變，而新冠病毒的迅速出現和劇毒，顯示它是人工產物。這裡最重要的證據是，早在疫情大爆發之前，武毒所的石正麗們就宣布已成功研發出「疫苗」。沒有病毒，哪來的疫苗？這個順序本身更說明，他們先製造出「病毒」，然後又發展出疫苗，毒源就在中國武漢！

第五，武漢病毒實驗室是中國唯一的最高等級（毒性最強）的研究機構，它不隸屬武漢，也不歸湖北省管轄，而是中國科學院的下屬，被稱為軍方研究基地。國際上很多科學家認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中共研製的生物武器。疫情爆發後，中共向武漢病毒所派去「調查組」，組長不是普通科學家，而是中共生物武器專家、解放軍少將陳薇。如果武毒所不是研究生物武器的，為什麼要派去「生物武器專家」？如果武毒所不是軍方機構，為什麼要派「解放軍少將」去？這是清楚的不打自招：武毒所就是中共軍方機構，新冠病毒就是生物武器！否則完全沒必要事先人工製造劇毒。

第六，以中共統領全國的獨裁體制，又適逢疫情嚴重態勢，陳薇少將率領的調查組進駐武毒所之後，應該在幾天內就有大致結果，可從進駐至今已一年半，什麼調查結果也沒公布。 從基本常識邏輯推斷，這不是去調查，而是去毀滅證據！如果「毒源」不是武毒所，陳薇調查組應會第一時間昭告天下，武毒所沒有問題，它是安全的；而且它也不是解放軍生物武器機構。但這一切都沒發生，也是不打自招：問題就出在武毒所，上級是軍方，更上級是中國共產黨和習近平！他們是最根本的毒源！

第七，雖然中共否認武毒所是「毒源」，並咬定新冠病毒來自動物，但國際知名生物學家、病毒專家等，通過研究發現了它的人工痕跡。正如罪犯作案會留下指紋，國際專家對病毒樣本研究後發現，有對蝙蝠病毒人工改造留下的「指紋」。發現這種「指紋」的專家來自很多國家，從常識來說，科學家們不可能生活在不同國家、針對同一個事情、不約而同地同時撒謊編造，最可能的是「英雄所見略同」，同時發現問題所在。就我有限的閱讀，就看到有下列各國科學家傾向「新冠病毒是人工產物」：

1. 美國《生化武器反恐法》起草人Francis Boyle教授；

2. 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信息學James Lyons-Weiler教授；

3. 法國諾獎得主、病毒專家Luc Montagnier教授；

4. 法國生物數學家Jean-Claude Perrez（與Luc教授合作）；

5. 德國漢堡大學知名奈米物理學家Roland Wiesendanger教授；

6. 俄國頂尖微生物學家Peter Chumakov教授；

7. 中國科學家閆麗夢博士（發表多份重量級研究報告）；

8. 擁有87項美國專利的世界著名科學家Steven Quay博士；

9. 英國倫敦聖喬治大學腫瘤學Angus Dalgleish教授；

10. 挪威病毒學家Birger Sørensen博士……

上述英國和挪威兩位專家經一年多聯手研究後發表報告指出，新冠病毒是武漢病毒實驗室製造的。他們研究疫苗時在新冠病毒中發現了「人工痕跡」，該痕跡只能在實驗室操作產生。他們特別指出，實驗室想通過基因的「逆向工程」掩蓋痕跡，使病毒看起來像是從蝙蝠身上演化而來。

川普政府時的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Robert Redfield最近接受CNN採訪時說，他現已不擔任官職，可自由發表看法了。他認為病毒不可能是由蝙蝠傳到人的，因如是動物的，病原體需很長時間演化，也絕不會如此劇毒。他的結論：新冠病毒是人工製造的，來自武漢實驗室。

《華爾街日報》最近報導說，美國知名的設計核子武器的勞倫斯利佛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簡稱LLNL）的情報部門去年5月完成了一份機密報告，結論是：新冠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實驗室。

前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長Scott Gottlieb最近證實：在中國爆發的六次薩斯（SARS）病毒都是實驗室外洩。由此可推斷，不僅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之前爆發的薩斯病毒很可能也是。常理是，薩斯怎麼都在中國爆發？那些動物生物仍在，為什麼不再有薩斯了？對薩斯病毒外洩，連中共《人民日報》都報導過，發生在北京和安徽的兩個病毒研究所。

通過上面掛一漏萬的舉證，人們更佩服美國反共議員周以德的名言，決不能相信共產黨！人們能相信的是，共產黨的邪惡和作孽程度，總是超出人們的想像！善良的中國人，尤其是被洗腦欺騙的國人，總是低估或不願相信共產黨有那麼邪惡。就像不少中國人至今不相信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多年前我就寫過〈中國非法器官移植的八大嫌疑〉、〈法輪功學員被摘器官是真的嗎？〉等專文，痛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現在，中共不僅繼續在非法摘取器官，更用病毒蔓延世界，摧毀全球經濟、威脅人類生活、更剝奪無數人的生命！

這樣一個有史以來人類最大的邪惡力量不被結束，不僅是中國人，也是整體人類的恥辱！這次病毒襲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被摧殘，全球70億人都遭折磨威脅，甚至幾百萬人被奪去生命，中共的邪惡更赤裸裸地展露。中共這個最大的人類病毒不摘除，新冠舊冠、各種人工病毒還會出現，思想病毒更會蔓延。所以剷除共產黨，是中國人，也是人類的基本目標！

中共在慶祝建黨一百週年前夕，對香港《蘋果日報》採取致命手段，凍結《蘋果日報》的營運資金；這顯示中共的「勿忘初心」就是扼殺新聞與言論自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宣稱禁止「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也顯示中共的初心就是建立壓迫人民，包括香港人的一黨專政政權。他們的畫皮已經被徹底撕下！

事實已很明確，共產流氓所洗刷的所謂「百年恥辱」，實際上是將英國人把香港從小漁村建造成功的「東方之珠」加以摧毀。中共建黨一百年期間，或者香港處在「百年恥辱」期間，香港對中共與中國起著的是負面效應，還是積極作用？這是很有趣的問題，當然，不同的立場角度，會有一些不同的答案。

▲香港資深媒體人江關生所著的《中共在香港》，顯示了香港在中共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涉及許多中共所不敢觸及的題材。林保華提供

中共在香港的百年史

在這裡，我要推薦2012年出版的由香港資深媒體人江關生所著的《中共在香港》（1921～2012）一書，全書近一千頁，雖然主要講中共在香港的情況，然而涉及了許多中共黨史中的重要議題，也顯示香港在中共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這點，在過去中共黨史的著作中，基本上是空白的一頁，恐怕也是他們所不敢觸及的題材。這一頁由香港人蒐集到許多罕見的資料出版，中共以後要篡改或消滅這段歷史就很困難了。

1955年我從印尼回到中國，就是在香港維多利亞港，轉駁船在尖沙咀登岸再轉廣九鐵路到羅湖進入深圳「祖國的大門」，那時絕對難以想到21年後我會移居香港成為香港人，並且也居住了21年。所以我對香港與中共的關係也很感興趣。對此以前是模糊的認識，看了這本書以後，更加了解到許多事實，還知道許多過去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加深自己的親身感受。

毛澤東與周恩來對香港有一個「長期利用」的政策，雖然這是1949年前後制定的政策（1949年「解放」廣東時沒有同時解放香港），那時因為他們已經嚐到了1949年前利用香港的甜頭；1949年後這個甜頭更足。只有習近平這種蠢蛋，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且缺乏自信才會如此惡待香港。而這在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時，已經種下惡果了。不論習近平還是鄧小平，都沒有讀過什麼書，不必講人文修養，視野就是短淺，尤其習近平，因為沒有經歷過大時代的磨練。

香港與中共的關係，簡單來說，1949年以前，香港是中共顛覆國民政府的重要基地，1949年後，香港是中共的對外窗口。對中國人民來說，這一百年，香港基本上是中國人民的避難所（去掉日本人三年零八個月的統治與習近平的統治）。

1949年前的香港：中共顛覆國民政府的基地

我這個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出身的人，過去在學習黨史時，談到中共1921年建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以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為起始，然後是武漢的二七罷工，接著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實際上，中共建黨後，香港只有10位名不見經傳的黨員，而且在社會上毫無影響力。香港的重要工會，與政黨有關的，就是國民黨孫中山，即使到了省港大罷工，主要也是與國民黨有關的工會在領導，罷工工人離開香港到廣州，也是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在接待與安排宿食。中共只是參與而已。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之一的蘇兆徵原先是同盟會成員，是香港海員工會領導人，到1925年才被中共挖角在北京或上海入黨。中共因為缺乏產業工人出身的領袖人物，所以他被很快提拔，但也勞累過度1929年就病逝。

1927年南昌暴動後，紅軍不斷打敗仗南撤，到潮汕再被打散，周恩來得瘧疾昏迷，由聶榮臻（後來十大元帥之一）護送到了香港，病癒才回上海。聶榮臻在香港多年，成為上海、廣東、廣西與江西中央蘇區根據地之間的重要交通站，甚至某些軍事行動也是在香港策劃的。1929年，李強（後來擔任中國外貿部長）在中央蘇區裝好中共第一部電台，一個多月後就到香港來裝，大概香港的設備零件比較好買，所以功率比較強。中共到了陝北後與各地電台的聯絡，有時就通過香港轉接。

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派已故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兒子廖承志與潘漢年到香港設立八路軍辦事處。潘漢年原來領導上海的左派文化界，來往於港滬之間，他的間諜工作發展到聯合日本打擊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軍情系統。1955年中共開展肅反，毛澤東擔心潘漢年把這段歷史也坦白出來，所以把他逮捕關到死。潘漢年的太太就是香港有錢人家的小姐。日本占領香港後，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數百人可以平安離開香港到「大後方」從事反對國民黨的活動，就是得到日本人的默契放走的，包括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

1949年中共建國前夕，大批國統區「民主黨派」要人，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為主，聚集在香港從事顛覆國民政府的活動，除了策劃國民黨軍隊的起義，包括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湖南省長程潛、雲南王龍雲等。他們還參與籌備中共的政協會議，並從香港分批北上到解放區。香港還有達德學院，除了培養青年革命者，還接待從南洋回國投身革命的僑生，我的一些學長、老師，還有現在在洛杉磯的馮國將，都是經過達德學院北上的。當然從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後來許多成為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者，因為他們的利用價值已經失去了。

1949年後的香港：中共對外的窗口

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進行禁運，中國亟需的物品，例如志願軍需要的大量藥品也從香港走私進口，造就了霍英東這位「愛國商人」。中國也需要外匯買進口物品，所以中國的外貿也利用香港這個口岸，有了華潤這個老牌國營企業。香港所需要的許多農副產品從中國進口，還有一些工藝品、中草藥以及劣質輕工業品也在國貨公司銷售，喊出「愛祖國，用國貨」的口號。香港為中國提供三分之一的外匯，高幹的醫療用品、江青等權貴需要的奢侈品，乃至外國電影等，也依靠香港進口。

即使改革開放，香港也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橋樑，港商本身也為中國提供資金、人才、技術、管理等等。有一度中國還想學習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學習香港的廉政公署，然而一黨專政的體制，怎麼學得了這些？中國學習香港的一些經濟運作制度，包括資本市場，尤其是深圳特區學習香港最快，可惜中國只有經濟特區而沒有政治特區，導致中國不但在政治上無法進步，九七後也導致香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崩解。連經濟金融也要實現「中國化」了。

百年香港成為共諜中心

不論是1949年以前還是以後，香港作為國際都市，也就必然成為間諜中心。除了前述的潘漢年之外，一些左翼文化人從香港到南洋從事地下工作，例如巴人、郁達夫、司馬文森、杜埃等，也是香港的八路軍辦事處做的。這就涉及毛澤東的「世界革命」了。1985年公布的金無怠案件，這個混入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中國高級特務，就是利用香港交接情報與金錢。1961年香港政府破獲的中共間諜曾昭科，是華人在香港警界的最高職務者，曾送到英國培訓。

香港也是中共訓練間諜的場所。因為香港對中國的忌憚，即使曾昭科，也只是驅逐出境而已。1967年因為涉及炸彈暴力的暴動才有判刑。因此在香港做中共間諜最為安全。而香港當局對中共的了解遠不如國民黨，所以中共間諜在香港被破獲的很少。與中國民運及台灣有關的中共間諜，香港更是一個活動中心。而龐大的中共地下黨員就是「準間諜」，因為他們掩蓋自己的面目暗地裡為中共工作，估計目前有40萬人左右。隱藏好的，為周圍民眾信任的，就是間諜的好材料可以加以培養。

百年香港成為中國人的避難所

對中國人民來說，從辛亥革命以後中國長期的戰亂，香港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避難所。尤其1949年後，香港人文縐縐的所謂「避秦」，使香港成為多次流亡高潮的避難地：

1949年中共解放全國，逃來香港最多的是上海工商業者、廣東被鬥爭的地主、國民黨中的反蔣將領。其中上海工商業者，尤其是紡織業者對香港經濟發展做出很大貢獻。船王包玉剛，香港興業查濟民、還有唐翔千、安子介等等都是，蘇浙同鄉會就是香港有名的社團。廣東出來的多為逃亡地主，他們到了香港還不放心，逃到更遠的美國。

1961到1962年，因為大饑荒導致大逃亡，高峰時每天有幾千人從海路與陸路逃到香港。

1966年文革以後，天下大亂，後來又要學生插隊落戶，於是又掀起逃亡潮。

1970年代初期，毛澤東要聯美反蘇，為了表示中國的「開放」，開始放僑生出國，但是絕大部分僑生只能滯留香港，無法回到他們原來的僑居地。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到香港後看到報導，當時香港人口中，有一半是原來的香港人，有一半已經是大陸非法或合法出來的。香港人的反共意識就是這樣奠定的。

1978年改革開放後，移居香港的條件放寬，不是僑生，國內人士在香港、台灣、外國有直系親屬的，都可以申請。中國也趁機放出一些權貴或與國安部有關係的人出來，摻入香港各界。

九七以後，所謂港人家屬要團聚的可以出來，更多的可能是權貴、民營企業家與賄賂者。接著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尤其到了習近平時候，更多政敵逃出來，不但被綁架回去（肖建華），還連累銅鑼灣書店。到後來乾脆要修例「送中」使綁架合法化，引發驚天動地的反送中運動。現在習近平不但封死中國人逃亡香港，而且以《香港國安法》逼得香港人要逃亡其他國家。跟隨的是大量資金逃出香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嚴重動搖。香港真的要「百年」了。

被美國左派譽為抗擊新冠疫情的「美國隊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Stephen Fauci）深陷「郵件門」風波。這與當年維基解密曝光不同，那次揭開的許多黑幕雖然聳人聽聞，但因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是利用駭客技術獲得資訊，政客們同仇敵愾，將其歸於非法獲取資訊而逃過所有追責。這次行動完全合法，由美國《BuzzFeed》新聞媒體、《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根據美國《資訊（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也譯作《情報自由法》、《美國資訊自由法案》），於6月初向聯邦政府申請公開福奇郵件中的內容，公布的3,200頁電子郵件不僅顯示出福奇在抗疫問題上的反覆無常與自相矛盾，以及科學界有一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還讓拜登政府非常難堪，因為涉及歐巴馬時期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而福奇是這項目的推動者與執行者。

福奇郵件門揭開了美國黑幕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亦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主要是變異病毒，福奇郵件門因此特別受關注。一些中小媒體不放過這條消息，將這項對中國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挖出來曝光。

《浮華世界》（Vanity Fair）這家雜誌專設團隊從事深度調查，屢爆獨家新聞。據其6月3日報導，經連月調查，訪問逾40人，又審視幾百頁政府文件，包括內部備忘、會議紀錄和電郵等，發現科學界有連串利益衝突嫌疑，部分涉及華府大額資助的爭議性「功能增益」病毒研究。這類研究主要是透過強化病毒（實際上就是讓病毒變異）以了解其特性。

《國家脈動》6月3日報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簡稱 NIH）在2011年舉辦活動，關注可能對人類健康構成「重大威脅」的「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簡稱DURC），武漢病毒研究所副所長在會議的電話發言中反覆強調，他的實驗室和中共當局對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義的監管，「中國沒有監管，對一些關切的雙重用途研究的鑑定沒有監管，對研究的分類和資訊的分類也沒有監管。」這裡必須注意，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將「雙重用途研究」，定義為「可能被直接誤用，對公眾健康和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具有廣泛的潛在後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也就是說，病毒的變異，中美兩國的技術現在都不敢保證會被控制住，在台灣、印度、中國等國家開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證，這對世界公共衛生與經濟都有重大影響。

目前可知的美國政府資助金額

6月15日，總部設於華府的《自由亞洲電台》罕見地發表一篇文章〈石正麗再次否認病毒洩露說 專家為何為中國背書？〉，該文透露了許多關鍵資訊，其重點不在於講石正麗，而是揭露美國對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資助。其中列舉的數據如下：

美國官方資料顯示，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通過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資助中國的蝙蝠病毒研究。從2014年起已資助生態健康聯盟370萬美元專門研究蝙蝠冠狀病毒，直到2020年4月才停止撥款，當時正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之際。

根據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蓋伊‧瑞森紹爾（Guy Reschenthaler）辦公室給《自由亞洲電台》的資料顯示，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USAID）2009到2019年間為生態健康聯盟提供110萬美元，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對人類與生物造成危害的重大病毒」，相關研究涉及從野生動物採集各類病毒的家族樣本，以及曝露在冠狀病毒下的人類與動物的血清研究。

該文揭示了一個問題：美國專家為什麼要幫中國說話？都是Money Talks。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還提到，福奇郵件門事件之後，美國政府資助生態健康聯盟成為武漢病毒所「外國代理人」的事情被密集曝光。此前，外界所知的是生態健康聯盟總裁德主席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以專家身分，自疫情爆發以來不斷為中國與石正麗背書，堅決否定病毒實驗室洩露說，在WHO調查工作未完成前，就第一個跳出來讚美中國展現「高度公開透明」且配合的態度，塑造輿論，說中國已成為「新冠病毒是實驗室洩露」這類政治陰謀論的受害者。報導指出，這位達薩克也是今年初WHO專家組赴中國視察的成員之一。

根據生態健康聯盟官網的資料顯示，這個成立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已有45年歷史，除了美國政府，也和馬來西亞官方合作；一些國際知名的生技業者如這次新冠疫苗的研發藥廠之一強生、英國的利潔時集團（Reckitt Benckiser Group）以及德國的百靈佳殷格翰（Boehringer-Ingelheim）都是生態健康聯盟的贊助企業。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學教授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就堅信口說無憑，要經過全面與客觀調查實驗室外洩的假說後，才能對疫情起源下結論。

這位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專家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說了一段話：「現在的生態健康聯盟，已經不是45年前成立時的那個生態健康聯盟了。這個組織重新打造自己，它已經從過去專注於保育工作，轉型為贊助中介者，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扮演發達國家資助機構和比較不發達國家實驗室之間的中介人，它自己沒有實驗室。」

哪些國家與中國有過合作？

根據各國媒體揭露，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過合作關係的有法國、美國、加拿大。加拿大努力澄清，他們與中國的合作是伊波拉病毒，與COVID-19毫無關係。

2019年10月，法國出版了一本《法國與中國：危險接觸》（France Chine,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作者是Antoine Izambard。該書有一章談到武漢P4研究所，指出法國早在席哈克（Jacques Chirac）擔任法國總統期間，在時任總理拉法蘭（Jean-Pierre Raffarin）的支持下，於2004年席哈克訪華期間簽署了合作協議，法國承諾將協助中國建設P4病毒中心。2020年，疫情剛開始時，法國媒體刊登了《法國與中國：危險接觸》一書中有關中法合作建設P4病毒實驗室的內容。該計畫是按照法國生物梅里埃（bioMérieux）公司在里昂的P4實驗室「盒中盒」的模板幫助中國建設的。被中國媒體稱為是「一帶一路」的典範。今天武漢P4實驗室是中國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科學研究基地，也是烈性病原的保藏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烈性傳染病參考實驗室。《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曾經刊載過多篇文章詳細介紹，例如：

〈法媒爆中法武漢病毒實驗室P4合作項目為何引發爭議〉（2020/01/25）；

〈武漢P4實驗室：法國幫助建成後被「踢」開始末〉（2020/04/23）；

事涉法國前總理拉法蘭，又為禍全世界，法國政府知道茲事體大，不想將世界怨恨引向自身，於是通過放風的方式，由來自總統府愛麗舍宮的消息源對外宣稱：直至此刻，法國不掌握任何事實，可以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的工作與新冠病毒源頭之間有聯繫。

美國本土叫停這類研究，卻資助中國

其時，對法國窮追猛打的美國《華盛頓郵報》沒有想到，它們所鍾愛的歐巴馬政府與福奇也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重要資助者。

2015年11月9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傳染病學家拉爾夫‧巴里克（Ralph Baric）團隊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 Medicine》發表了一篇極具爭議的研究論文，該研究使用SARS冠狀病毒骨架和來自中華菊頭蝠的SHC014冠狀病毒表面蛋白進行工程化改造，在實驗室創造了一種雜交冠狀病毒，這一冠狀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細胞，並能引起小鼠疾病。該研究表明，該病毒（或蝙蝠中發現的其他冠狀病毒）可能無需經過中間宿主就能直接感染人類。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曾資助一些此類研究，因為這類研究有助於理解人與病原體相互作用的基本性質，能夠評估新興傳染病的大流行潛力，並為公共衛生和備災工作提供必要資訊。但是這些研究存在一定的生物安全風險，因此，2013年10月起，美國暫停了對所有此類研究的資助，但是論文涉及的這項研究卻已經開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對該研究進行了審核，並允許其繼續進行，最後通過資助的形式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

追責難以成行

上述事實已經表明，對中國的追責難以成行，除了中國方面堅決否認且拒不提供相應資料之外，法、美兩國出於上述原因，只要追到為何將本國禁止的項目通過資助或者中介人機構轉到中國進行，法、美兩國政府就難以對外界解釋。

理解了這點，就能理解為什麼國際病毒學界在COVID-19自武漢流播至世界後，幾乎眾口一辭地紛紛站隊表態：病毒非人工製造。少數多年前就反對這種研究的頂級生物學家都只能謹言。

《自然》雜誌曾於2015年11月12日發表一篇〈人工改造的蝙蝠病毒引發了對風險研究的爭論〉（Engineered bat virus stirs debate over risky research），指出這項研究在發表後即引發爭議，其文引述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病毒學家 Simon Wain-Hobson 的看法：「如果新病毒從實驗室逃脫了，那麼誰也無法預測其發展軌跡。」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禦專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持相同看法。

這篇舊文後被《自然》雜誌加上一段說明：「編者按，2020年3月：我們知道這個故事被用作未經證實的理論基礎，即導致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是經過設計的。沒有證據表明這是真的；科學家認為，動物最有可能是冠狀病毒的來源。」

一些先堅持病毒是人工合成，後改口說是自然起源的科學家的利益瓜葛，說明當科學家淪為政治的婢女之後，科學良知與信譽可以用金錢稱量：

2020年1月31日，來自美國斯克里普研究院的病毒免疫學專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給福奇發郵件，稱COVID-19病毒非自然產生。一個多月後安德森改口，發表論文「SARS-CoV-2的近端起源」，稱COVID-19是自然起源。該文幫助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避免了對它們資助病毒功能增益研究進行調查。五個月後安德森就從國家衛生研究院獲得了188萬美元的新發傳染病研究資金。

要言之，COVID-19病毒貽禍世界，查究源頭本應是WHO與病毒學界的責任，但由於病毒研究的國際化參與、贊助（美國、法國都是安理會五常），更由於WHO與病毒學界與中國那十分複雜的利益關係，可以預知：所謂病毒溯源追責，只會成為一個雙方互相敲打的政治話題，不會有誰真為此付出代價。我希望所謂追責能夠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禁止西方國家繼續資助這種危險研究。

中國大陸有句話：「沒去過北京不知道官有多大，沒去過深圳不知道人有多富。」不過，現實是高官和富商的孩子們沒有在海南島三亞吹著海風、沒有在上海淮海路吃西餐，也沒有在北京金港的汽車園內買跑車，他們大多都定居在加拿大的溫哥華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可以說，溫哥華才是中國達官顯貴真正的聚集地、大後方。

溫哥華變身中國城

溫哥華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西南部的太平洋沿岸，是加拿大的主要港口城市和重要經濟中心，僅次於多倫多、蒙特婁，是加拿大第三大都會區。得益於良好的氣候，溫哥華一直是全加拿大最宜居城市，更是加拿大西部最重要的城市。

華人大量開始湧入溫哥華是因為《中英聯合聲明》。20世紀80年代末，香港人擔心香港回歸中國後失去經濟動力，先後有近23萬香港人來到溫哥華，李嘉誠當時更是斥巨資買下了溫哥華市中心近二成的房產，隨著華人的不斷湧入，溫哥華逐漸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城。

尤其是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後，溫哥華幾乎成為中國官宦家庭的後院，他們逐漸取代香港人成為該地區華人的主體。現在的溫哥華有幾個特點，遍地的中文標語，要不是建築物外觀的差別，很多人會以為這裡是大陸的某個城市。部分社區華人聚居率高得驚人，滿街都是黃皮膚，想找出個白人都很困難。

「有錢人去溫哥華，普通人選多倫多。」並不是說多倫多的華人有多普通，只是與溫哥華的中國有錢人相比，多倫多的華人略顯寒酸。筆者認識的多倫多華人，自己擁有三套別墅，疫情期間依舊要出去打工掙錢；而溫哥華的權貴階層主要發愁的原因，是因為疫情導致沒有地方花錢。

入場門檻「大G加小牛」

溫哥華的中國權貴到底有多富？在溫哥華超過125萬加元（約新台幣2,875萬元）的房屋購買中，有三分之二購買者姓名都用的是大陸拼音。價格超過500萬加元（約新台幣1億1,500萬元）的房屋中，有中文名字的購買者占購買量的88%。

溫哥華每142人就有一個高級車車主，這個數字制霸整個加拿大。溫哥華的藍寶堅尼車行，每輛車的價格在30~55萬加元（台幣690~1,265萬元）之間，而且50%的買主是中國人，靠這些客戶，車行長期成為北美第二大藍寶堅尼車行。

在加拿大的富裕留學生圈中有個入場門檻，如果想進富人圈的標配是「大G加小牛」，就是賓士G系列加上藍寶堅尼跑車（Logo是金牛），富裕的留學生們認為跑車太小不適合上學，所以得有個足夠大的車子作為代步工具，而跑車僅用於課餘時間。

整個加拿大吸引了大量中國權貴子女，基本凡是來加拿大留學的留學生中都會發現他們的存在，「一擲千金」、「窮奢極欲」是他們的代名詞，因為手握天量現金令他們極度自信。但在他們的群體中，背後的靠山都是極為隱祕的話題，只有極少數的人互相了解對方真正的後台，他們往往稱自己的家庭是做生意的，以此掩蓋官宦背景，這與他們大手筆花錢的豪爽行為極為不符。

到底在溫哥華的中國權貴子女有多富有？以高中留學生為例，某位首次來溫哥華開戶的中國富裕留學生開戶金額為200萬加元（4,600萬台幣），換算成人民幣超過1,000萬，這筆錢只是用來「隨便花花」的。真正持有巨額財富的官宦人家們，則利用自由市場將中國的金錢通過洗錢的方式輸送到加拿大供其吃喝玩樂。有媒體報導，溫哥華早已成為洗錢者的天堂，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中國玩家。

美國、澳洲收緊簽證

最近，美國暫停中共某些部門領導的家屬簽證辦理，涵蓋了國家監察委員會、國家安全部、公安部等要害部門人員的配偶和30歲以下子女。此禁令一出，等於關上了中國官宦子弟們進入美國的大門，美國、澳洲和加拿大長期是權貴們出國的首選地，目前美國和澳洲的政策已經對這些人極度不友好，可以預見的是，走投無路的達官顯貴們將再次湧入加拿大，他們的首選之地也必將是溫哥華。

加拿大人也非常厭煩這些到處炫耀的中國顯貴們，厭煩他們窮奢極欲不守規矩，厭煩他們炒高房價製造噪音，更厭煩他們把中共官場的一套帶入加拿大。加拿大人或許不知道，平時驕橫的權貴們一旦被問到他們的父親、丈夫在中國做什麼時，他們則一改平日的囂張變得默不作聲。

美國經歷了2007～2008年期間的次貸危機後，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從危機前的不足8,000億美元擴張到目前4.5兆美元，增加了4.5倍。次貸危機後的十多年，美國經濟一直維持低速成長，如此大規模印鈔卻未導致嚴重通膨，主因以出口為導向的商品出口國以財政補貼、損害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方式吸收了美元增發帶來的通膨，商品出口國積累了外匯儲備，穩定貨幣體系和財政體系，各取所需。

低通膨帶來低利率，這一時期美國和商品出口國都維持相對低利率環境，貨幣不斷增發而利率極低，就讓資產價格形成泡沫，又支撐了中美兩國的財政。美國股市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消費，消費成長是美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就支撐了美國財政；中國房地產也在支撐著中國財政。

但中國等商品出口國吸收通膨的能力，受制於人口、資源、環境等一系列因素。新冠病毒（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後，美元印鈔機再次高速開動，但中國以對部分鋼鐵產品加徵出口關稅和本幣升值等方式，拒絕繼續吸收美元超發帶來的通膨壓力，讓美國本土的通膨局勢面臨惡化。

美國3、4月的失業率為6.0%、6.1%，通膨率為2.6%、4.2%。因財政救助的作用，3月個人消費支出月增4.2%，4月僅小增0.5%，經濟復甦並不理想，顯現典型的停滯膨脹現象。

美國聯準會根本不會考慮透過收緊貨幣政策來打壓通膨，因為會劇烈衝擊股市，導致財政破產。當商品出口國沒能力（或不願意）為美國吸納通膨，美國通膨繼續發展，民眾會快速增加儲蓄、壓縮支出，經濟會陷入衰退，帶來財政危機。

拜登政府知道，這是根本無法面對的局面，而戰爭是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

盧布危機削弱俄羅斯對美威脅

當以疫情起源為導火線，推動亞太地區軍事局勢進一步緊張，亞太地區（尤其中國）的美國資本只能回流，美國就能用投資增長來彌補消費的不足，推動經濟成長並保護股市、房市等資產價格泡沫，最終挽救財政；資本快速流出中國，人民幣匯率會受到劇烈衝擊。這就是2014年俄羅斯盧布發生的故事。

俄羅斯央行的基準利率，2013年底尚在8.25%，到2014年12月上漲到17%，對資產價格形成猛烈衝擊。2013年俄羅斯的GDP是2.29兆美元，2015年萎縮至1.36兆，僅為2013年的59%，兩年內萎縮了四成多。2014年的盧布危機讓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劇烈衰退，至今也沒緩過氣來。

現今中國的房地產很可能是空前絕後的泡沫狀態，與美國股市泡沫原理一樣。一旦資本快速外流導致人民幣利率暴漲，就會刺破泡沫。中國房地產和上下游行業占財政總收入50%以上，一旦泡沫破裂，就會步上2014年盧布危機時俄羅斯的腳步，失去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本錢。

這就是美國國內在疫情問題上一夜間轉變態度的根本原因，為解決自身經濟和財政困境，美國準備以軍事手段（也是最後手段）解決問題，其中包含利用特種部隊強化台灣的防禦能力。

影響資產價格泡沫的巨手

不過，還有一隻巨手在揮舞，對準的也是兩國的資產價格泡沫。

由於大西洋深海環流降低到千年來最低水準，導致從大西洋、太平洋吹向歐亞和北美大陸的暖濕氣流急劇變弱，而自北極南下的冷氣流更盛，影響全球形成極端氣候。春季中國北方異常嚴重的沙塵暴是表現之一。

5月已是春末夏初，但全球各地的降雪異常頻繁，幾十年未見。5月上旬英國局部地區普降大雪；5月18日北美加拿大草原省份普降五、六個小時的大雪；5月24日中國內蒙興安嶺一帶普降大雪；5月28日美國局部降下大雪；5月中國華北地區繼續颳著強勁西北風，長江中下游以南地區，夏季可能再次爆發洪水。

異常極端的氣候必然嚴重影響農業產量。中國去年就到國際市場快速採購農產品，說明了背後的原因。疫情已經破壞了全球食品產業鏈，去年有許多食品加工廠停工、停產，造成養殖企業的嚴重損失。影響最嚴重的將是南美，因疫情一直未能有效控制，破壞了農牧業活動和食品加工，導致食品價格大漲，阿根廷因而停止出口牛肉30天。

異常極端氣候和瘟疫大流行都在威脅全球食品供給，一場食品危機看來很難避免。食品因素不斷深入推動全球通膨，這就是威脅全球資產價格泡沫和中美兩國財政的那隻「巨手」。

中國使用關稅和人民幣升值推動美國的通膨，美國欲使用軍事手段推動中國的通膨，一隻巨手又同時推動中美的通膨。當哪國的通膨惡化，導致利率暴漲時，資產價格泡沫就岌岌可危，深陷財政危機當中，也就註定了對抗的結局。

這是攤牌的時刻。不僅中美雙方在攤牌，上天也在與人類道德加速墜落之後肆意印鈔的行為攤牌。

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做人家的女兒實在是滿辛苦的，爸媽可能只重視兒子，而把自己當作「賠錢貨」。

因此我們常常在八點檔或者小說中看到這樣的情節：在傳統社會裡，長女在弟弟出生之前可能還能霸占父母的關愛，弟弟出生後突然失寵，於是長大後開展出一連串家族內的勾心鬥角……

家庭經濟學關注一個家庭內資源的分配，研究者們認為一個偏愛兒子的父母會將資源（父母的所得、時間、關注）集中在兒子身上，女兒能分到的資源變少，將對女兒人力資本（教育、健康）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那麼在傳統的台灣這個重男輕女的社會裡，弟弟出生後到底會對長女帶來什麼程度的負面影響呢？針對這個問題，Stacey Chen（東京大學）、陳妍蒨（暨南大學）、劉錦添（台灣大學）三位經濟學家利用台灣早期的資料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對照組的重要

要估計弟弟對長女的影響之前，需要先釐清一個觀念，就是想要利用任何統計方法來估計一個政策或者行為效果，都需要有一個適當的對照組。在Chen等人的研究中，這個對照組是「妹妹」，也就是研究者想要估計的是相對於爸媽生的是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對長女的影響為何。

也許有人會問：那為什麼不估計「有一個弟弟」相對於「沒有任何弟妹」的影響？這當然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但重點完全不同，主要是估計小孩總數的影響，也就是小孩數量跟品質的替換關係（Quantity-Quality trade-off）。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多，我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為讀者介紹。

弟弟的壞處與好處

對一個長女而言，爸媽生了一個弟弟會搶走資源，這個「壞處」應該很明顯。但相對於妹妹而言，弟弟的出現有一個很重要的好處，就是爸媽以後會少生孩子。

傳統社會裡重男輕女的父母，由於希望生出男孩，就會一直持續生育直到最少生出一個男孩為止，很多父母甚至希望有兩個男孩甚至更多，真的很拼。

因此，對長女而言，當爸媽生出一個男孩，這就意味著將來的弟妹總數會比較少，而長女能得到的資源也就比較多，這是有一個弟弟可能會得到的好處。

一正一負大致抵銷

三位研究者將弟弟搶了父母資源的效果稱為「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而弟弟的出生讓兄弟姊妹數量減少導致長女得到更多的資源這個效果稱為「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

通常實證經濟學家想要估計一個效果就很不容易了，同時要估計兩個效果則是難上加難。為了應對這個挑戰，三位作者用嚴謹的統計模型與計量方法來進行估計，使用的樣本是1978～1980年台灣出生的長女與長男（作為對照組）。

估計的結果顯示對一個長女而言，弟弟的出生會在教育上帶來一個負面的直接效果：長女完成高中學歷的機率會下降1.9個百分點，上大學的機率則會下降1.3個百分點。這些數字看起來似乎不大，但這個世代的長女上大學的機率平均只有17.7%，1.3個百分點就是百分之7.3的變化，影響一點也不算小。

有趣的是，弟弟的出生所帶來的間接效果在程度上差不多，但方向卻相反：相對於生妹妹，生弟弟會導致長女完成高中學歷的機率上升2個百分點，上大學的機率則會上升1.5個百分點。

這一正一負的效果差不多互相抵銷，也就是說，有一個弟弟其實並不是太糟糕的事情。

那長男呢？

生弟弟對長女有一正一負的影響，那對長男有沒有類似的影響呢？

為了進一步了解上述估計出來的兩個效果在性別上的意義，作者也針對了長男進行估計。結果發現不論是直接效果還是間接效果都很小，而且兩個效果的加總也很小。

換句話說，父母生一個弟弟還是妹妹對長男的影響不大。這可能是因為長男在家庭裡的地位不會因為弟弟妹妹的性別或者數量而有太大的改變。他們所能得到的資源還是一樣多，所以他們的教育結果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這篇研究最有啟發性的地方是用充分的統計證據去顯示直覺上的偏誤。我們在直覺上會認為，在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裡，家裡出生了一個男孩將對女孩不利。但這篇研究告訴我們這樣的直覺推論往往很不可靠，忽略了間接效果的存在，以及它的影響程度。

對各種直覺進行探討與驗證正是實證研究的重要性所在，也是實證研究一個饒富趣味的地方。

這陣子幾位多年老友分別找我提供意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惑，就是在股市這波的大多頭裡太早獲利出場，而預期的回檔修正卻一直沒有出現，不知道現在進場會不會風險太高，買在泡沫的最高點？如果堅持等大幅回檔再進場，會不會等到天荒地老，錯失良機？對於這些問題，筆者當然沒有答案，事實上，世上恐怕沒幾個人事先知道未來會怎麼走。

我只能委婉地告訴老朋友們，其實，這是投資策略或投資理念上的問題，如果不從這個方向去思考，永遠會有買了股票怕暴跌，賣了又怕一直漲的疑惑。反過來說，很多成功的投資人，根本就不在意股市怎麼走。這些投資人用事實證明，你不需要神奇的技巧和預測能力，也可以在股票投資上獲得滿意的報酬。

▲蒙格（右）是巴菲特（左）的長期夥伴。Getty Images

巴菲特為何青睞「斯多葛哲學」？

現在，請先把股市是否處於高點的問題放到一邊，看看巴菲特的長期夥伴，蒙格（Charlie Munger）在Daily Journal公司2019年股東會時，談到莫札特的故事。他說，有些人就是特別有才華，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還是差這些高人一大截。可是才華洋溢的莫札特也不是十全十美，他揮霍無度，缺乏財務紀律，而且憤世嫉俗，因而英年早逝。這和投資有什麼關係呢？原來，人們不必是頂尖高手也可以在投資上有所收穫。另外，蒙格還有一個祕訣，就是不亂花錢、生活簡單、以及活久一點。他說，他和巴菲特就是一個例子，和莫札特剛好形成強烈對比。

這段談話的重點在於，我們不必是頂尖高手！蒙格認為他和巴菲特投資如此成功的關鍵，並不是因為善於處理困難的事，而是善於避開困難的事，善於找出簡單的事去做。有些事情，即使花再多的功夫也沒有用，對此，他們絕不會不懂裝懂，而是乾脆承認「這太難了」，擺到一邊去，專心研究他們能夠理解並能掌握的案子。

這是一種「斯多葛哲學」（Stoicism）：人生是困難的，面對困難時，對於吾人無法改變或控制的因素，不要困在裡面生悶氣或沮喪抱怨，而是積極找出吾人可以有所作為的事，努力去做。斯多葛哲學源自希臘，以正面、理性、務實的方式面對人生，不斷精進。今天，許多偉大的企業家都深受其影響，包括蒙格。

投資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你相信有一種投資法，或是有某個投資高手可以一路順遂，精準進出，買了就漲、賣了就跌，那就太天真了。投資之路充滿了荊棘和障礙，無人例外。沒有經驗的生手，經過幾次震撼教育，很容易就失去信心，更失去方向。他們會覺得投資需要高深的學問和技巧，自己實在技不如人。這時，斯多葛哲學正好能帶給投資人莫大的啟發。

不要花心思在我們難以理解也無法掌握的問題上了。股市什麼時候崩盤？多少華爾街高手拼命研究還是不得要領。這波通貨膨脹將會有多嚴重？即使全球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作深入研究，答案常常刻意保留一個模糊空間，不然就是逐期做滾動修正，因為問題太複雜了。這些問題，連頂尖高手都覺得困難，更不用說個別投資人。請別誤會，我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我們必須承認，這太難了！把心思放在上面，對我們的投資不會有任何助益的，只會帶來更多的迷惑和挫折。

多數投資人有能力做什麼？

那麼，哪些才是我們有能力，而且容易做的呢？

首先，研究重點要放在我們感興趣的個別公司或產業。多去研究公司的經營、獲利、財務等，並盡可能地蒐集關於這家公司的資訊反覆思考驗證，最後再斟酌什麼價位買進，設定價格的安全邊際等。現在有ETF（Exchange Traded Funds，指數股票型基金），覺得選股太難的投資人甚至可以省略個股研究，直接把重點放在ETF上。

其次，股票最實在的獲利基礎來自企業所產生的利潤，所以，投資的基本功，除了研究公司之外，還要實際買進並長期持有，分享企業每年的獲利。至於股市的多空漲跌，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我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測。簡單說，就是長期投資！

第三，如果擔心我們的股票在長期持有期間出現重大問題而導致巨額虧損，我們所能做的，不是事先預測哪一檔會出問題（這太難了），而是適度的分散投資，避免一檔股票出問題，導致全盤皆輸。這倒是簡單易行。

把簡單的事做好

所以，儘管股市詭譎多變，處處陷阱，斯多葛哲學不會有負面情緒，也不會怨天尤人，只管專心研究個股，或是乾脆買ETF，買進並長期持有。不要寄望買進之後便一路增值。道路依然崎嶇，但只要堅持下去，終究會有豐碩成果。

蒙格本人就公開表示受斯多葛哲學很大的影響。而拙著〈「買進持有」股票的隱形富翁〉（請參閱《看》雜誌第219期本專欄）一文中所提的幾位素人，也許從未接觸過斯多葛哲學，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和斯多葛哲學如出一轍。他們很多持股達數十年之久，甚至半個世紀以上，經歷過大景氣，也經歷過大崩盤，依然堅守原則。

傲人成果，只因為他們把簡單的事做好而已。

所以朋友，與其到處打聽、捉摸股市什麼時候要崩盤、什麼時候美國要升息等，不如回歸基本功，一步一腳印地投資。

我在大二時選修林霖教授的貨幣銀行學，他開始上課不久就要大家思考一位大牌經濟學家有關貨幣的一句話："Money is accepted because it is accepted."意指人們願意接受貨幣，是因為他相信他要使用這貨幣時別人也會接受。於是貨幣本身即使好像沒什麼價值，只要別人願接受用它來買東西，我們也無妨接受。

林老師並不贊同這種看法，因為這種看法是一種循環論證，大家都因為別人接受貨幣而接受貨幣，大家的決定都是依據別人的決定，於是那天某一個人因為某種原因而不接受時，這相互依據的系統就可能垮掉，變成大家都不再要這種貨幣。現在有些數位貨幣也有這種危險。

貨幣的價值來源

林霖教授的想法乃是貨幣應具有某些實質或客觀的價值做基礎，才不會發生人們一旦不相信就失去所有價值的現象，貨幣經濟也才能較安定。例如古老的金屬貨幣所含的金屬即有它自己的價值，現代貨幣是發行單位的負債，而依會計法則，產生負債的行為通常要同時產生等值的資產。

例如央行買外匯而發行貨幣時，外匯即是對應的資產；銀行放款時，債權即是對應的資產。貨幣背後的這些資產之價值雖可能變化甚至變小，但對整個貨幣發行機構而言，這些資產不太會忽然全消失。這背後還算穩定的價值，使人們可為了這價值而繼續接受這貨幣，貨幣不必因為別人接受才能被接受，因此這樣的貨幣也就較能持續存在和運作。但現在有些數位貨幣並沒有這種對應的資產來支援其價值。

有些人以為某些數位貨幣能提供的功能具有價值，因此它們也就和傳統貨幣一樣有本身的價值，而不是只靠「別人會接受」這種可能虛幻的價值來存活。但事實上，某些非政府數位貨幣真正的貨幣功能並不大，而且很容易就可被替代品取代，以致它們主要的功能只是做為投機炒作的工具，而沒有基本面價值的炒作，卻隨時都可能崩潰到近乎一文不值。

數位貨幣難以承擔貨幣功能

貨幣的主要功能包括做為「交易的媒介」、「計價的單位」、「延期支付的工具」以及「價值的儲藏」。那些沒有本身價值的數位貨幣因為沒有客觀價值，也沒有政府維持其價格穩定的政策，因此價格會因投機需求的變化而大幅波動。這是目前已看得到的事實。這價格的大幅波動就使它們難以承擔前述貨幣的後三種功能，也就是不太能由後三種功能產生它的價值。因此包括各國中央銀行在內，很多人認為這類數位貨幣不能算是貨幣。

價格的大幅波動以及交易的速度等技術問題，也使某些數位貨幣連做一般交易的媒介都不太方便。例如說好用現在相當於100萬元新台幣的某種數位貨幣買一輛車，但半小時後要付款時那些數位貨幣卻跌成只值90萬元新台幣或漲成值120萬元新台幣，交易恐怕就會有糾紛。所以某些數位貨幣的支持者只好特別強調官方貨幣較難做到的保密性，也就是保密數位貨幣可以做「須保密的交易」的媒介，而避免被人查知。但只靠這種用途恐怕也不足以支持這些數位貨幣的長期存續。

要保密的交易只占總交易的很小部分，而且不只現有的某種保密數位貨幣能扮演其媒介。民間已有數位貨幣提供對應的資產來支持其價值和價格的穩定，因而更適合扮演交易的媒介和價值儲藏的功能。因為保密技術可以有很多種，也不是只有某種數位貨幣有權運用，所以民間多種數位貨幣的競爭，可能使只靠保密功能和投機性價格波動來吸引人的數位貨幣失去競爭力。存活下來的各種民間數位貨幣能分食到的保密市場也將不大。

民間保密貨幣難敵政府數位貨幣

但保密數位貨幣更大的威脅可能來自某些國家政府。要保密的交易有些是非法的活動，原則上政府不太可能允許官方的貨幣包庇非法活動。這是民間保密數位貨幣的利基。若除去這項利基，民間保密數位貨幣恐難和官方貨幣競爭，因為有聲譽之國家的數位貨幣不只有背後的價值和政府財力支持，也有穩定其價格的政策協助，而非沒有實質價值且價格大幅波動的民間貨幣所能競爭。

政府的數位貨幣也可以接受相當多保密的交易。除了洗錢、非法行為以及國家安全問題之外，很多私人想保密的交易政府並不在意也不反對，因此若政府數位貨幣在制度上承諾允許某些保密交易存在而不追查，則民間保密數位貨幣的空間又會更小。目前因為在貨幣管理上聲譽良好的國家都仍未想、未準備好或覺得不值得加入這種競爭，因此民間保密數位貨幣仍有一些築夢空間。等某一個較大膽或有企圖心的國家決定加入這個競爭，民間保密貨幣的榮景很可能就要逆轉。

▲在貨幣發行有信譽的國家要發行數位貨幣，甚至允許它有部分保密功能時，就是某些非官方數位貨幣難再有高價美夢的時候。Adobe Stock

為何數位貨幣現在這麼貴？

如果非官方保密數位貨幣的前景不見得那麼好，它們現在為何可以達到那麼高的價格？這當然有很多可能原因。例如在真正的競爭未出來之前，很多人可能認為競爭者不會出現，甚至誤以為某種數位貨幣的技術是它專有，沒有替代品，別人也不能運用相同或類似的技術，因此會高估其功能和價值。只要相信這種判斷的人夠多，這些數位貨幣就可以有甚長的時間維持在相當高的價位。

但其高價位更可能的原因是投機炒作和泡沫經濟。十七世紀有名的荷蘭鬱金香泡沫時，曾有一個鬱金香球莖可換到一萬五千坪建築用地的高價，因為在泡沫經濟中很多人已不管那東西的真實價值或長期價值是多少，只要他認為會有更笨的人願出更高的價格來買，現在的價格再不合理他都敢買。這就是〈泡沫經濟的大笨蛋理論〉（請參閱《看》雜誌第4期本專欄）。

而在這種用樂觀預期來推動的泡沫現象中，被炒作的標的愈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例如相關的理論和機制很複雜，或者標的位在邊遠或看不清楚甚至看不到的地方，就愈容易用來編夢甚至編謊言來讓一些人相信其價值非常高。某些數位貨幣恰好符合這些特質，因此即使它們的價格已經嚴重偏高於它們真正的價值，這高價格卻仍能維持甚久甚至繼續上漲。

經濟學家雖然多認為泡沫終會破滅，但通常也承認不知泡沫什麼時候會破。例如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在1990年代中期就以美國聯準會主席的地位說當時的股巿是「非理性的繁榮」，但那非理性繁榮到2001年才垮下來。可見泡沫經濟即使已被看出，卻仍可能撐很久才破。不過泡沫在什麼條件或情況會破，也就是破的條件，比破的時間容易預測。在貨幣發行有信譽的國家要發行數位貨幣，甚至允許它有部分保密功能時，就是某些非官方數位貨幣難再有高價美夢的時候。

隨著台灣疫情升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三級警戒，對街邊店的衝擊非常大。街邊店能否存續，租金能不能調降是極大的關鍵。「布布童鞋」在大台北地區有十多筆租賃合約，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房東都願意降租共體時艱，甚至有信任基礎深厚的房東，當表明希望降一季時，對方直接願意降到年底。

如何與房東談降價？以下分享正確的心態與技巧：

1. 基本功：建立信任關係

首先說一個平常就要做好的基本功。談降租能成功，基本上和承租者平時跟房東建立的信賴有關。如果平常都準時交租，已經成功一半；若平常遲交房租，給房東印象很差，他大可維持原租金順勢希望你搬走，不用少收錢再受氣。

2. 心法：展現正確心態

接著是降租的正確心態，也就是心法，降租其實就像是向天使投資人尋求投資的過程。如果提出降租的論述完整，天使投資人（房東）認為承租者有潛力度過這次危機，他投資你換來的是長期的利益，也就是穩定的租金收入。

因此與房東溝通時，要讓他理解自己不是苟延殘喘，而是一時逆風，如果他出手降租，就能獲得長期穩定收益，他就有機會幫忙，一起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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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拳法：學習溝通技巧

最後是溝通技巧，就是拳法。溝通技巧只是錦上添花，如果沒有和房東的信賴基礎，談判的心態也是錯的，那溝通技巧再好也沒有用。

◆ 設定房東的期望值

首先，讓房東明顯感受到他即將失去一位承租者，但是要注意，一開始就跟房東哭訴生意下滑，並不是一個好方法。因為他不是你，沒有很迫切的營業額壓力，這樣做只會引起房東的防備，更無法獲得他的共鳴。

應該直接找出合約中的退租條款，跟房東核對退租的細節，並誠懇告知因為生意影響甚鉅，若以現況自己還可以撐多久時間，所以想提前和他確認退租細節，希望即使退租也要把房東的困擾降低。

因此一開始對話就要正確設定房東的期望值，必須讓他意識到房客退租了，自己的收入也會歸零。如果房客留下來，他會收到幾成的房租，在這樣的心理預期中，他會更樂意降租。

如果不先設定房東的期望值，他必定會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損失上，思考降租代表減少多少收入，就容易導致談判失敗。

◆ 提出退租條款與降租金額

另外，先拿出退租條款的做法，會讓房東有脣亡齒寒的同理心。房東會認為承租者都要倒閉了，還掛念如何不造成房東太大的困擾，而確實這也是作為長時間的承租者必須要考慮到的。房東感受到善意，相信他也會用善意回報。

接著是降租金額，請記得拜託別人幫忙是救急不救窮，不要趁機想把房租談得多低，因為內心的貪婪對方絕對感受得到。就像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斧頭掉進水中的樵夫，看到金、銀斧頭連忙說是自己掉的，絕對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比較好的做法是先聚焦這一季的降租，疫情趨緩就會恢復。同時明白告知房東希望降租的目的，是為了正常支付員工薪資，度過這個難關之後還是會回到正常租金。不要讓房東認為收入從此之後就變少了，排斥感就會大幅降低。

如果和房東有良好的信任基礎，抱持正確的心態和有效的方法，實體店面降租的成功率通常不會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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