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024年大選的前哨戰早已打響，三方候選人陣營都沒想到，本將成為台灣選戰主調的國族認同，一時之間被「Me Too」的熊熊火光遮蔽，尤其是美國與熱愛台灣的人寄望的民進黨，如今也正被各種性騷擾醜聞困住。本文分析Me Too會對台灣大選造成何種影響。

立委選舉引爆Me Too風潮

台灣本輪立委選舉，民進黨主席、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萬萬沒想到自己提名的三位候選人會引發一場台版Me Too，逾30位女性控訴遭跨政壇、學界、媒體和藝文圈等人士的性騷擾經歷，涉及人士除了數位民進黨骨幹之外，當然也有國民黨政客。除此之外，還應了那句中國老話「拔起蘿蔔帶起泥」，第一塊大泥是引發了被稱為「從天安門到肛門的新六四事件」，主角是中國六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王丹。另一塊大泥則是中國流亡詩人貝嶺遭遇多名女性投訴性騷擾。

遭控的加害人遍及台灣政壇、學界、媒體和藝文圈等公眾人物。例如，民進黨籍時任高雄市長陳菊辦公室主任洪智坤遭控對女導演摸胸騷擾；名嘴朱學恒遭控強吻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沛君；另一位名嘴朱凱翔也涉及對雲林縣議員陳芳盈言語性騷擾或強吻前電視台主播陳乃瑜等。台灣前駐菲律賓大使徐佩勇則被控對菲籍女祕書掐胸、不當觸摸後，已遭台灣外交部解職調查中。6月16日，民進黨公布本黨三案性騷擾案的調查報告結果，被指控的加害人及對此事處置不當的黨內幹部都受到相應處理。

此波女權#MeToo運動已造成兩名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退選及多人退出公眾領域。女權人士表示，台灣有關性別平等的三大法規已施行多年，但在文化和落實面仍有極大落差，尤其部分加害人的狡辯行徑恐對受害人帶來二度傷害。為強化對受害人的保護，台灣立法院計畫於7月底召開臨時會，以完成相關修法。

台灣Me Too的影響進入政治層面

「Me Too」運動本身始於2006年，當時其創始人和活動人士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使用了「我也是」（Me Too）一詞，來提高人們對女性所受暴力和虐待的認識。11年後的2017年，美國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用#MeToo做標籤在Twitter發文，呼籲女性說出她們的被性騷擾和性侵經歷後，催化了全球的Me Too運動。米蘭諾是站出來指控好萊塢大製片人哈威．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和性騷擾的第一批女性之一。

由於Me Too在美國的發展後來被納入政治正確範疇，被左派利用來打擊政敵與本派「叛徒」，導致這場Me Too運動勢頭漸衰，僅延續了半年左右就陷入低谷。但這個運動最有意義的部分其實不在美國，而是在男權盛行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伊朗、印度、尼泊爾。即使在缺乏言論自由的中國，Me Too也被推向公眾討論平台，並有了一個諧音的中國冠名：米兔。

這些國家的女性受性侵害，由於社會環境，很難公開訴說，風靡一時的Me Too運動為受害女性控訴創造了空間和運勢，雖然離結束性侵和性騷擾的終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對工作場所、學校等性騷擾高發場所，多少有點阻嚇作用。

台灣的性騷擾非常多，據有些女性社會工作者揭露，說70%的女性都遇到過，不少都選擇隱忍了。如果不是大選年發生Me Too，估計處置不會如此及時果決。畢竟攸關選情，救場如救火。

選誰做總統：Me Too之後國族認同將成主導

這次Me Too開始後，最初被投訴的多是民進黨幹部，該黨自然受傷很大。儘管賴清德態度鮮明，堅持從嚴治黨，對被Me Too的黨內人士按章懲處，但還是影響了選情。

6月18日，台灣TVBS發布的民調顯示，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支持度為33%，超過藍綠，由第三升至龍頭；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支持度為30%，位居第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支持度則僅為23%，落居末位。另有14%受訪者沒有表示意見。

這一調查的交叉分析發現，柯文哲獲的年輕選民支持遠高於賴清德與侯友宜。柯文哲支持度在20至29歲中增加15個百分點至58%，明顯高於賴清德的17%及侯友宜的12%；而在30至39歲選民中，柯文哲支持度也上升近兩成至55%，賴清德維持28%，侯友宜則減少7個百分點，為12%；40至49歲對柯文哲支持度增到36%，賴清德也增加到29%，侯友宜支持度則減少6個百分點至23%。

但是，根據歷史經驗，台灣這地方的選情最終將受兩大因素影響，一是國族認同，這一點在選民的最終投票上將起到很大作用；二是熱點話題切換極快。目前最熱的Me Too，說很難維持半年。根據世界經驗，Me Too熱度最長的是美國，最短的不到三個月。Me Too這把火需要不斷添柴續薪，僅僅只有普通社會成員的Me Too，缺少八卦吸引社會關注，即使在美國，當不再有演員這類名人參與後，也就維持半年左右；伊朗最短，大概兩個月左右；中國僅在社媒上出現過，Me Too了一位央視主持人。

台灣目前是Me Too高峰，賴清德的從嚴處置是正確的措施，不吃案，發現一起處理一起。新續的Me Too柴火主要是大學及藝文界。按這節奏，估計再有三個月，想通過Me Too一吐積怨並讓施害者受到輿論懲罰的人，基本也都Me Too過了，Me Too極有可能讓位於國族認同——這是新聞熱點週期律決定的，估計三個多月後，三方拼的可能就是國族認同。

民進黨還有一個優勢，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50至59歲人口為359萬，60歲以上人口為550萬左右。從不同年齡段的政黨偏好與政治傾向來看，民進黨的國族認同主張與福利政策在50歲以上人口當中有明顯優勢，只要能夠想法子在50歲以下選民中再做點選前動員，勉強過半是可能達到的。

正如我在〈2024台美大選關係到世界格局〉一文中指出的那樣，美國大選結果決定世界文明的方向。如果民主黨勝出，向世界全力推廣LGBTQI+（指Lesbian女同性戀、Gay男同性戀、Bisexual雙性戀、Transgender跨性別、Queer酷兒、Intersex雙性人，和其他非二元性別）尤其是變性與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CRT），將成為美國左派重塑人類文明的方向。

而台灣大選則與美國國際地位直接相關，歷史將台灣推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從地理上看，它是美國亞太戰略的立足基點；從政治上看，台灣政府對中美兩國的態度決定了美國扼制中國的亞太戰略是否成功。如果民進黨獲勝，美國的亞太戰略還能推進，台灣也不會被「和平統一」；如果是柯文哲或國民黨（或兩者聯盟）勝出，「和平統一」之門開啟，美國在全球就只剩下歐盟這一個盟友，繼拉美、非洲之後，亞太國家在美國鷹與中國龍之間的徘徊也就結束了。

打坐，或稱冥想，原本是佛、道等修行之人的必修功法。長期打坐可激發人體潛能，對一般人來說，也是控制情緒、減輕壓力的良好方式。科學實驗證明，打坐對人的大腦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腦神經科學家的真實體驗

一位美國腦神經科學家莎拉．拉扎爾（Sara Lazar）在偶然機會下開始學習打坐。她在TED演說中講述了自己連續練習了幾個星期後，不知不覺中，她發現自己變得沉穩平和，對待任何人和事都更富有同情心和寬容心，也更能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生活中原本認為很棘手的問題，也因為自己心態的變化而變得很容易處理。

莎拉．拉扎爾說，在查閱相關資料後，她了解到現有科學研究已經證實，打坐能減少壓力，對憂鬱、失眠、痛苦、焦慮有積極的改善作用，還可以增強注意力，讓人們在生活中提升愉悅感。

身為腦神經科學家，她很想知道打坐對大腦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才能改變人的整個身心。她決定自己做實驗，找到其中的奧祕。

她在波士頓召集了一批志願者，讓他們每天打坐30~40分鐘，時間限定在3個月。這些志願者既不是僧侶，也不是修道愛好者，幾乎沒有任何打坐經驗，也不知道怎麼打坐。在實驗前，他們接受了大腦磁共振掃描，然後開始學習打坐。實驗結束時，他們再次接受大腦磁共振掃描。結果發現，短短3個月的時間，打坐者大腦的灰質數量明顯增多。

不但如此，他們的大腦前葉也變大了。大腦前葉部分是負責理解和記憶的，隨著年齡的增加，大腦前葉會變小、萎縮，人就會變得遲鈍、反應慢、理解能力差並且記憶力下降。但是實驗發現，50歲的打坐者，大腦前葉竟然相當於25歲的年輕人。這也說明打坐可以防止或延緩大腦衰老，令人保持敏銳的感知力。

二次實驗的結果

有人對打坐的神奇變化產生質疑，認為吃素、運動等習慣也許會產生同樣效果，並非是經由打坐獲得的。於是腦神經科學家做了第二個實驗，她召集了一批志願者，讓他們每天打坐三、四十分鐘，持續8個星期。同樣在實驗開始前用磁共振掃描他們的大腦，不同的是，這一次她增加了實驗中大腦的監測頻率，每個星期都用磁共振掃描他們的大腦。

掃描發現，打坐者的海馬迴部分灰質數量逐漸變大增多，而海馬迴負責記憶、學習以及控制情緒。一些憂鬱患者以及遭受創傷的人的這部分就比正常人少。

這一次實驗又有新的發現：練習打坐的人，顳頂葉交接區會逐漸發生變化。這一區域在人的耳朵上方，負責移情、共情。同時，打坐也會令人腦中的杏仁核變小。人在長時間感受到很大壓力時，杏仁核會變大，反之杏仁核則變小。

每個人的抗壓能力都不同，因此感受力不同，適應能力也不同。當人感受到來自環境或工作、生活中的壓力時，杏仁核就會發生變化，壓力越大，杏仁核就隨之變大，壓力減輕後，杏仁核就會變小。適應能力差的人，很小的壓力就會讓他的杏仁核越來越大。而打坐，能顯著縮小杏仁核，表明這是一個提高人抗壓能力的好方法。

打坐可影響人體身心健康

打坐，看似簡簡單單的動作，身體不動，意念不動，但是卻可以改變大腦，啟動元認知，影響到整個人體的身心健康。

元認知（Metacognition，或譯為後設認知），是美國心理學家約翰．弗拉維爾（John Flavell）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意思是：「反映或調節認知活動的任一方面的知識或認知活動，即認知的認知。」簡單來說，就是你「對自己思考過程的認知與理解」。

如果通過打坐能夠更好的調節自己的情緒，保持良好的狀態，提升對抗壓力的能力，甚至改變對這個世界的認知，身處紛繁濁世的我們不妨每天騰出一點時間練習一下，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從2018年美國川普政府首次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直到今日的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出口限制有增無減，許多美國企業正不斷加速將供應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並重新設計產品以取代來自中國的零組件。企業高層們把這種風險分散戰略稱為「中國+1」或更準確地說是「中國+N」，因為有時只尋找一個替代市場是不夠的。

蘋果加速將供應鏈移出中國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蘋果公司（Apple）身為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和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正加速將供應鏈移到印度和越南，以便能夠彈性調配產能並增加供應韌性。蘋果最大供應商之一的富士康（Foxconn）也正在印度大規模擴張產能。

據《彭博社》消息，目前蘋果在印度生產的智慧型手機產量占總產量約7%，但兩年前（2021年）時僅有1%。單就上一財政年度，蘋果在印度組裝了超過70億美元的iPhone。

此前《彭博社》曾經估計，若蘋果公司將10%的產能轉移出中國，大約需要8年的時間。但在去年鄭州富土康員工「出逃」事件爆發後，蘋果計畫將其印度的產能在2年內從5%擴增至20%。大概許多行業專家也低估了其他新興國家的能力。

蘋果首席執行長庫克（Tim Cook）在最近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說，南亞的印度、印尼以及拉美和中東部分國家的新使用者大量出現，蘋果在每個地區的iPhone安裝基礎都創紀錄，「也確實看到了這些市場的巨大發展空間」。

除此之外，過去一年多以來，蘋果已經在泰國大量生產智慧手錶（Apple Watch），並在越南建置了MacBook電腦的測試產線。

▲2023年1月6日在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舉行的消費電子展（CES）期間，越南ETech展位正在宣傳越南工廠供應鏈承諾零出口關稅。Getty Images

電腦大廠戴爾降低對中依賴

事實上，對於國際企業而言，諸如東海、南海爭端、台灣海峽衝突，以及中美貿易戰和科技競爭，加上因為疫情與經濟政策不當造成中國民眾不滿，隨時可能在中國內部發生多重風險，導致企業供應鏈中斷或減產。不過，如果有供應鏈的「備胎」就可以彌補。

不只蘋果公司，知名個人電腦大廠戴爾（Dell）也是一樣，正在推動供應鏈多元化、降低對中國的依賴。該公司去年底告知客戶，希望大幅降低產品中使用的中國製晶片，包含非中國晶片商在中國工廠生產的產品，同時要求電子模組和印刷電路板等其他零件的供應商及產品組裝業者，協助其預備在中國以外國家的產能，例如越南、印度、印尼等。據消息人士向《日本經濟新聞》（Nikkei）透露，戴爾的目標是在2024年以前達到旗下產品使用的所有晶片都由中國以外的工廠生產。

更多美企採行「中國＋1（N）」戰略

中國美國商會（AmCham China）3月發布的2023年度《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在受訪的900多家會員中，55%的企業不再將中國視為前3大投資重點之一。

商會主席何邁可（Michael Hart）表示，美中較量讓經商變得具有挑戰性，「經歷了3年的新冠疫情之後，企業變得很累。」而隨著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加上政治壓力等問題，許多企業高層員工已不願意接受委派前往中國。在中國經商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

何邁可補充，雖然沒有完全迴避在中國生產，但是，美國企業「正試圖降低其供應鏈風險」，採取更多的「中國＋1（N）」戰略。

3月21日至23日美國東協商會（USABC）特別組織了大規模企業考察團，包括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網路隨選串流影片巨頭網飛（Netflix）和波音公司（Boeing）等52家美國企業，訪問越南並挖掘投資商機。企業尋找替代中國的其他產地是現在進行式。

繼福特汽車（Ford Motor）之後，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近日也宣布，將使用電動車巨頭特斯拉（Tesla）的超級充電系統。市場分析認為，特斯拉充電標準看起來有望成為美國的行業標準。

特斯拉6月同意，從明年開始向通用開放1.2萬個特斯拉超級充電樁。不過，通用旗下汽車主目前需要一個適配器才能使用這些充電樁，但從2025年起，通用將配備特斯拉充電介面，屆時將可直接使用。通用汽車首席執行長芭拉（Mary Barra）說，使用特斯拉的超級充電站不但可以加速普及電動車，也將推動該行業在北美實行相同的充電標準。預估本次合作可幫助通用節約至少4億美元的電動車充電建設費用。

福特和特斯拉也在5月達成類似協議，福特車主可以使用超過1.2萬個超級充電樁。福特兩年後生產新的電動車系列時，將採用與特斯拉相同的充電硬體。

北美市場這三家最暢銷電動車製造商之間如此的合作極為罕見。特斯拉、通用和福特汽車現在占有美國電動汽車銷量約70%，隨著大型車廠聯合起來，將對其他公司構成壓力並就充電硬體標準達成一致，即全部使用特斯拉的北美充電標準（North American Charging Standard，簡稱NACS）。

白宮也強調，特斯拉充電樁只要允許其他採用聯邦政府支持的CCS充電標準的車輛充電，就有資格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補貼。CCS是美國政府發布的一項電動車充電標準。採用該標準的公司可獲得聯邦補貼，在全國最繁忙的道路上（共計約7,500英里）設立新充電站。

迄今特斯拉在北美擁有17,711座快速超級充電站，約占總數的60%。此外，還有近1萬個帶有特斯拉插頭的「Destination」充電樁給汽車充電。特斯拉表示，「美國各地的部分特斯拉超級充電站將很快向所有電動車開放。」

美國聯邦政府計畫到2030年將美國50%的新車轉變為電動車，並生產50萬座電動車充電設備，目前為止約有13萬座。

據報載，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逐年下降，於是筆者查閱考選部的資料。果然，高、普、初、特考的報考人數高峰在2012年，達53.7萬人；到2022年只有21.1萬人，還不到2012年的一半。另外，日本和韓國似乎也有類似現象：根據「聖依／踏上韓國旅夢」在《天下雜誌》換日線網站的一篇文章表示，2022年韓國年輕人報考公職人數比5年前減少了27.5%；另根據《台視新聞網》溫偲柔的報導，日本2023年公職報考人數創史上第二低，擬祭出「無條件週休3日」吸引人才。

為何報考公職人數下降？

報考公職人數呈下降趨勢，主要原因，當然是政府和民間企業待遇的消長。一方面，隨著景氣復甦經濟發展，民間企業除了提供優渥的待遇之外，未來發展空間無限；另一方面，原本被視為「鐵飯碗」的公職，相較之下待遇平平，工作沒有比較輕鬆，加上制度相對僵化，升遷通常比較慢，而且有個天花板。就連公職最大的好處——安穩，民間大型優質的幸福企業也所在多有。

此外，公職考試競爭激烈，往往要花好幾年才考上（更多人甚至沒考上），筆者個人認為，也是報考人數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理性的年輕人會問，值得嗎？不再盲目聽從父母指示。

儘管報考人數逐年減少，公職考試的錄取率依然偏低。歷年來，除少數流動性比較高的職務外，錄取率通常在5~10%之間，少數類科甚至有2%的超低錄取率。在這麼低錄取率之下，考試的難度和競爭關鍵，就超乎想像。從命題開始，出題者就得費盡心思如何將90%以上的考生淘汰。其方法不外乎命題範圍廣泛，讓考生有讀不完的書；一份試卷有大量考題，讓考生難以在限定時間內答完；利用艱深冷僻題或最新時事題刁難考生；題目冗長，並在不起眼的地方埋藏答題陷阱等。也就是說，題目不只是考你懂不懂，還考你的「考試能力」。

公務人員考試為什麼那麼難？

但萬變不離其宗。命題老師如何設計題目呢？當然是參考國內外考古題題庫稍加變化而來。因此，考生把課本讀通、讀懂，只是基本功而已，離上榜還差得遠呢。國考上榜的人，幾乎都是把各類型題目做到滾瓜爛熟，可以在考場中單憑直覺，迅速又正確地作答。要做到這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勤練考古題，把3年、5年、甚至更多年份的考古題做好幾遍，做錯的部分仔細檢討。最後還要多次自我模擬考，以適應考場環境和時間限制。

就是要不斷地演練，有點兒類似運動競技。國考高手就好比大聯盟明星球員，每天要花大量的時間練習，長期有計畫地練習，才能在上場時達到最佳狀況。只要有一段時間偷懶沒練，解題的手感就會退化。掌握此一要領的考生，若能持之以恆認真練習，多半一次或二次就考上。而不得要領，或者還沒把題目練到家的人，就像業餘球員，很難有機會擠進前10%。

業餘球員怎麼可能贏過專業選手？因此就有所謂的「萬年考生」出現。他們每年花很多時間準備，或許也讀懂了考試範圍的基礎知識，可是最重要的解題能力，卻只有初級程度，所以年年落榜。萬年之說也許太誇張，但花五、六年沒考上的人，並不少見。很遺憾，沒考上，就什麼都沒有。

諸君若有親朋好友的子弟投入國考，就會明白，那種身心煎熬，不是外人所能理解。落榜之後，明年要不要捲土重來？是一大難題。畢竟已經花那麼多時間準備了，一旦放棄，就是全部歸零，實在不甘心啊；但明年再考，若同樣不得要領，最後就是再浪費一年。如果決定不考，又怕去民間公司面試時，被問：「你履歷上有五年空白是怎麼回事？」你要如何把五年的國考經驗，解釋成個人優勢呢？對民營企業來說，那些解題技巧應該沒甚麼用處。

▲協和號效應又稱為「沉默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指人在決定要不要做某一件事時，會因為過去已經投注大量成本，捨不得浪費，而決定繼續做下去，最後越陷越深。Adobe Stock

所謂的「協和號效應」

他們陷入了「協和號效應」（Concorde Effect）。行為經濟學探討人類諸多的不理性謬誤，其中最慘的，非「協和號效應」莫屬。協和號效應又稱為「沉默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指人在決定要不要做某一件事時，會因為過去已經投注大量成本，捨不得浪費，而決定繼續做下去，最後越陷越深。國際上幾個損失慘重的案子，就是犯了這個謬誤：從越戰、阿富汗戰爭、到協和號超音速客機案。英、法二國花費鉅資投資協和號超音速客機，他們很快就知道這種飛機的載客量少而且噪音過大，完全沒有市場。卻因為已經投入大量資源，不僅不願認賠，反而越投越多，終於深陷泥淖難以自拔。

多年落榜的國考生每年還繼續報考，就是陷入同樣的泥淖。總覺得已經花那麼多的心血，放棄可惜。他們以為每年都去考，總有上榜的一天吧！殘酷的事實是，如果沒有近乎瘋狂地勤練作答能力，在競爭激烈、高手如雲的國考戰場裡，可以說永遠與上榜無緣。這不是甘心不甘心的問題。

把過去的一切損失都拋諸腦後，當機立斷，勇敢地面對未來，才是跳出協和號效應的唯一出路！

近期有五千多名民眾提案建議全國改制「週休三日」，這項提案政府必須在今年6月26日前提出回應，本文撰寫時仍未到時限，不知政府會如何回應，但由各界意見的報導來看，有個重要的因素似乎未受到大家的重視甚至注意，那就是政府和社會制度應該有彈性，來使不同情況、不同偏好的人與產業有合理的自由選擇。我們過去在擬定「週休二日」和「一例一休」等制度，都未充分考慮這項因素，因而造成一些損失，所以要討論週休三日的議題時，若不重視這項因素，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

▲為了交通安全及司機的健康，司機的每日工作時間應該有些限制。Adobe Stock

週休三日真能保護健康？

理想上大家多半同意，如果工作時間減少而所得不變甚至增加，應該是件好事，很多人也期待人工智慧AI等等新技術的發展也許可以使大家的工作時間大幅減少。然而技術和國家競爭力若仍未進步到自然使工作日數減少的程度，用政府的力量強制減少工作日數和時間是否對人民有利，就必須做更深入的思考。週休三日若是一種強制要大家遵守的規定，甚至像現在週休二日那樣固定在那幾天休假，恐怕會有不少不必要的傷害。

強制休假和限制工作時間最基本的目的，是要保護人們的健康。當年強制週休一日以及規定每天只工作8小時之前，很多勞工確實會因工作過度而傷害健康，因此由政府強制限制工作日數和時數是合理的。目前有些工作如航空機組員和卡車或巴士司機，也有更嚴格的工時限制，以避免超時工作傷害他們的健康甚而危及公共安全。但在已經週休二日及每週法定40小時工時的現在，需要進一步強制週休三日以確保勞工健康的工作恐怕已經不多，即使有也應該像對交通人員一樣，直接規範他們的工作時間，而不是用健康的理由要其他大多數人也都強制週休三日。如果是要強制健康，現在恐怕強制或鼓勵人民增加運動比強制增加休假更為有效。

四種不當的「經濟目的」

現在提議要強制大家週休三日的主張有幾種可能的經濟目的，但它們都不太恰當。第一種是想藉工作日數和時間減少時每月薪資不見得容易配合調降的現象，而強制提高薪資。這種目的只適合於少數薪資顯然偏低的工作，其他工作可能因而使薪資偏高而影響就業機會及產業的合理競爭力。而由於經濟和物價不斷變化，各種薪資長期都有上漲的趨勢，市場力量會使漲過頭的薪資接著相對漲得較慢而走回相對的均衡。所以這種強制提高薪資的作用頂多只是帶給相關勞工短期的利益，而調整期間失去工作的人則平白受害。

降低工作日數的第二種可能目的是提高生產力。人們可以列出很多不同理由，或由外國實驗的經驗，主張減少上班日可以提高效率。這些可能都有道理，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及所有的工作，也不是所有減少上班日的做法都有這樣好的效果。國外參加實驗的企業以及已自行週休三日的單位，頗有可能自己已覺得可以提升或至少不降低效率才這麼做，所以不宜拿這些實驗的結果說大家都可以由降低工作日數而提高整體的效率。自行評估降低工作日數是有利的產業、企業以及勞工團體，可以自行協商調整工作日及工作方式，不須政府強制所有產業和工作都降低工作日數，而使降低日數會降低效率的人受害。

降低工作日數的第三個經濟目的是讓大家有更多時間從事休閒活動，進而增加休閒產業的需求和發展。如果整個經濟效率不降，也少有人因此受到損失，這好像也是不錯的效果。但如前所述，因為人之間和工作之間的差異，強制降低工作日數有可能傷害到不少人，所以不宜用這種全面強制的政策來幫助休閒產業。其實目前的休假方式若能更有彈性，讓大家不必集中在公定假日放假就可使休閒產業的生意不必集中在週末或長假，而有助於休閒產業的正常發展。

在全國工作機會不足時，強制降低工作日數可以把工作機會分給更多人，有飯大家吃，這是降低工作日數第四個可能的經濟目的。但我們並不是在這種狀況。也許將來AI和機器人真的取代了大部分人的工作時，才會有這種需要。

工作安排宜盡量自由化

面對各種工作以及人的偏好和能力的差異，除了健康和安全的必要，以及排除獨占力量之外，各種工作安排宜盡量自由化，由企業和員工去協商和設計，才能達到較高的效率，並兼顧不同人員的需求。強制週休三日在多數工作可能已超出必要強制的程度，而可能對部分產業及員工造成傷害。

以計程車司機為例，為了交通安全及司機的健康，司機的每日工作時間或許應該有些限制。但若限制司機的工作日數，卻有可能讓有些人在工作日的工時太長，反而引來更多對個人健康的傷害和對交通安全的威脅。現在的台灣仍有不少人，包括計程車司機在內，因為生活上的需要而想要多工作幾天多賺一點錢，若沒有辦法補貼他們的收入，強迫要他們週休三日就是在害他們的家庭得不到必要的收入。主張降低工作日數提高的效率可以補足工時減少之損失的人，可想想計程車司機要怎樣因減少工作日數而提高總收入。

又如學者和研究人員常是有空就在思考問題，能限定只有四天工作其他三天去休閒嗎？有些產業如早餐店、菜市場和社區藥局及診所，人們可能會比較喜歡它們每天都開五小時，而不是每週開四天，每天開十小時。有些人的工作也可能更適合每週多做幾天而每天做較少的時間，以免體力負擔太大，或能夠每天有時間照顧家人或其他事情。所以在多樣化的社會，強制週休三日並不恰當。我們該努力提高生產力以提高薪資，甚至也可以限制工作時數，但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工作時間要怎麼安排，要給人民和市場較大的自由選擇，不是強制週休三日。

「強制在某幾天休假」造成的傷害更大

強制週休三日若和當年實行週休二日時一樣強制在某幾天休假，造成的傷害會更大。大家都在同一天休假時，那天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很多設備如辦公室和一些機器設備都要閒置。這會使社會經濟較不方便運作，設備利用率降低也就是設備成本提高。而在集體休假日必須營業工作的交通、餐飲產業人員，則在那幾天工作特別多而無法和家人一起享受休假，旅遊地區更是塞車和人滿為患而降低生活品質。但在非休假日則有很多休閒旅遊業人員和設備閒置，而使整體成本偏高而較不願投資改善品質。目前強制的週休二日及長假已使休閒產業不能正常發展，若週休三日又是強制在某三天，問題必更嚴重。

上述分析顯示，若有不少產業及工作的生產力仍不夠高，全國一致強制休假可能會傷害到弱勢的人。我們應該讓工作和休假制度更有彈性，且讓政府及教育、金融等公共服務，能夠像交通、旅遊事業一樣在休假日也有適度的服務，以讓企業及其員工有更大的彈性去規劃他們的工作及休閒時間。那麼不只現在的工作、營運以及休閒效率可以提高，各種產業和各類工作也有空間可以自己協商改變工作方式及降低工作日數及時數，或者採取遠距上班和其他非典型的就業及工作方式。這時技術和生產力進步較快的產業和工作，就會自然逐漸降低工作日數和時數，進而領導其他產業和工作降低工作日數和時數。

成立於2015年的社會企業「幸福良食」，透過青農與老農共同生產的「青銀共農」方式，整合了台南地區約300公頃的農地，並培育約10位青農，所創的「幸福千千歲」也成為在地農業的聯名品牌，為地方農業創生，也為在地農產創造了更多價值。

▲幸福良食所創的「幸福千千歲」，是在地農業的聯名品牌。葉俊宏攝影

幸福初衷》解決農村人力斷層問題

「幸福良食」創辦人劉震鋐原本與幾個朋友合夥開補習班，由於父親身體狀況不佳，於是在2008年回台南學甲老家接手家裡的農田，後結識目前擔任幸福良食執行長的妻子吳詩涵，兩人攜手打造屬於在地的幸福。

剛開始劉震鋐就像學徒，一切從頭學起，包括如何操作大型機具、種植與耕作。七、八年後，他想要做一些跟老一輩不一樣的事情，於是成立了「幸福良食」，恰好搭上政府推動社會企業的熱潮，明確朝向社會企業的方向走。吳詩涵表示，當時除了希望公司本身可以營運，也希望能解決農村人口老化、人力斷層的嚴重問題。

▲台灣多數是小農，耕地面積小、規模小，沒有經濟效益。使用大型機具開一下就到對面，要180度迴轉。幸福良食提供

1.農業利潤微薄

吳詩涵表示，台灣多數是小農，耕地面積小、規模小，沒有經濟效益，「我們看到很多青年來種，活不下去就離開。」她以種植雜糧為例，儘管政府鼓勵且提供補助，但在台灣種雜糧費工耗時且收益少，難以為繼。

反觀國外，農業大都是大規模、大型機器耕種，機具啟動後，一趟開到田的另一端就是好幾個小時。相形之下，台灣農地很零碎，一塊田就一、二分地，使用大型機具開一下就到對面，要180度迴轉；而且一塊地很快就耕完，要將大型機具開上柏油路，再到下一個田區，其間損耗很多人力、能源與時間。

此外，台灣土地取得成本比國外高很多，種出來的雜糧並沒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吳詩涵說，台灣在地雜糧價格約是國外進口產品的二倍，即便價格較高，農民還是生存困難。她舉出詳細數字說明：一分地約300坪，大概可生產200公斤的黑豆，如果風調雨順、順利採收，從種下去到收成約100天，一年一收。以台灣價格一公斤100元計算，一分地總共就收入2萬元，一甲（10分）也就20萬元。這還是沒有扣除前面的種子、資材等費用，單純只賣一級生產的產品，利潤非常低，低到沒辦法養起公司或養員工。

▲吳詩涵表示，台灣土地取得成本比國外高很多，種出來的雜糧並沒有成本上的競爭優勢。一甲地可能才年收20萬元。幸福良食提供

2.農業門檻高

除了利潤低，阻擋了年輕人從農的意願，吳詩涵指出，農業入門的門檻其實很高，要先取得土地才能取得農民身分。但土地成本高，兩件事互為因果。再來要有技術、要知道怎麼種，好不容易種出來之後，還要能賣得掉。

有些自耕農儘管做得不錯，每個月營收多的時候可以到二、三十萬，但因為不敷成本，也沒存到什麼錢。也有大規模種植的農民，原本通路商要收購產品，後來不收，結果賠得很慘，只能放棄自耕農身分，出來就業。

吳詩涵感嘆：「對一般青年而言，自己當農民，投入的時間跟成本，遠比其他創業來得多。要在農業有回收，至少要三年吧，需要摸索，不可能馬上種、馬上就可以驗證、馬上就賣得掉，所以時間很長，這就是為什麼說門檻很高。」

▲結合在地老農共創青銀共農的耕種模式。幸福良食提供

青銀共農》整合300公頃農地，培養10名青農

幸福良食採用「青銀共農」的模式，也就是跟在地老農民或地主租土地，或透過契作的模式推展，雙方簽訂合約，由幸福良食出錢、出力，包括購買種子、資材，以及承擔後續的耕種，且「保證收購」；老農則只要偶爾去巡田，看到問題及時反饋即可。

▲在地培力，讓有志農耕的年輕人更容易投入農業。幸福良食提供

雖然販售的風險、成本全部由幸福良食承擔，但初期推展並不順利，不少老農或地主還有當年「三七五減租」的陰影，唯恐耕地租給別人後就變成別人的土地了。而且「保證收購」畢竟是採收後秤重才給錢，所以一開始不一定會相信。直到一些合作的老農或地主陸續拿到錢，幸福良食方才有了口碑。

口耳相傳後，幸福良食在台南學甲、鹽水、西港、佳里、新營、下營，一路到包含麻豆、善化、安定等地，整合了約300公頃的農田。這些田區由幸福良食所培育的10名青農進行友善耕作，主要種植黑豆、玉米、玉米筍等雜糧作物，讓原本廢耕的土地再創地力，同時推動產銷履歷與認證，可溯源確保農產品安全無虞。

青農培養模式有點像「大手帶小手」，直接在幸福良食的系統裡運作，「一來是我們有經驗，二來是我們現在也有品牌、有銷售，可以一條龍地做，種出來的產品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收。」幸福良食也合作了約30幾名合作社社員，供應他們幸福良食所栽種的農產品。

▲搭設棲架成為猛禽的棲息處，為友善農耕助力。圖中老鷹爪下已捕捉到田中的老鼠。幸福良食提供

社會責任》與企業合作共同推行ESG

為在地農產創生，幸福良食也成為不少企業合作推行企業永續指標ESG（Environmental─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的夥伴，模式大概有採購、員工志工日以及認養田等形式。

1.企業採購

幸福良食所生產的黑豆，最大的ESG合作客戶是王品集團的「石二鍋」，從2017年開始，便是石二鍋指定的隨餐飲料供應商。吳詩涵表示，這樣的企業採購與一般採購不同，因為這是支持社會企業、支持台灣在地農產品，可以放到公司ESG的關鍵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裡面。

另一種形式則是逢年過節的禮盒採購。吳詩涵說明，每年中小企業處會評選80家社會企業做為社創選品，集結成目錄提供給各大上市公司做企業採購的參考。幸福良食已經連續三年都在名單上，「去年中秋節，我們將台南在地不同小農的農產品，像鹽水的小番茄、西港的芝麻等，集結成一盒中秋禮盒，賣了好幾百盒。」

此外，也透過專案的方式提供產品給公司做「企業茶水間」。吳詩涵說明，嘉新集團便導入這樣的模式，「一些企業都會提供給客戶或員工咖啡、茶等飲品，我們就提案有沒有可能在一般的茶葉、咖啡以外，多一個支持在地、無咖啡因的飲品──黑豆茶，同時我們也做一個小小的立牌，讓大家知道他的採購是在支持台灣在地農業。」

2.企業志工日

2021年，幸福良食與中華開發金控合作「企業志工日」ESG專案，讓員工利用志工假期從事體驗活動。該集團所有公司的員工都會參與在地農業的運作，可說是ESG裡「員工照顧」的一環。

「農村可以做的農務很多，就看我們那時候需要什麼。」由於從事友善耕作，不使用除草劑、落葉劑以保留農田的生態，搭「老鷹的棲架」便成了一種讓員工參與ESG的方式。將高7到9公尺的長竹竿立在幸福良食的田區裡面，老鷹就會更多地來此「休息站」停留，也就會趁便抓更多老鼠。

吳詩涵表示，這些活動都有不錯的反饋，很多人會體會到原來農業這麼辛苦，做了這麼久才賣這麼一點點錢。以後這些人買菜的時候就不會殺價，或者未來就會更加支持台灣在地的農民。

3.認養田

幸福良食也透過與企業共同認養田的方式，支持在地農業，「企業認同我們為土地做的事情，付一筆錢讓我們照顧這個田區，並購買所產出的產品。」例如嘉新集團與東生華製藥公司，都與幸福良食以此方式合作。

而不同企業可能有不同的配合方式，除了購買幸福良食的原物料、產品作為企業生產或業務所需，也可以捐給在地的慈善組織，或安排企業的家庭日、員工日、志工日，與農村的採收工作做結合。吳詩涵表示，希望企業除了花錢支持公益，還可以創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幸福良食執行長吳詩涵稱自己是「幸福農夫娘」。葉俊宏攝影 

如何成為企業發展ESG的夥伴？

對於如何成為企業發展ESG的夥伴，吳詩涵強調，要能說清楚價值或社會影響力，為什麼企業來跟你合作？你做了什麼事會讓這個社會更好？要能夠很清楚地論述，甚至要有一些數據佐證。

以「搭棲架」為例，幸福良食會架設攝影機，請屏科大鳥類生態研究室做分析報告，甚至直接去做對照組，看到底做這件事情對環境友善多少。吳詩涵認為，一些企業願意扶持在地農業，不是單純的買賣，所以不是單純的比價錢，企業更看重的是價值，尤其是這個價值能否在ESG或企業形象上加分。

多半的企業做ESG，都會考量與自身的領域做結合。以中華開發金控為例，中華開發很希望運用本身金融的專業，所以和幸福良食合辦青農培訓，就派了一位財務、一位行銷老師前來；東生華製藥與幸福良食的合作，則是因為藥廠本身就在研發心臟血管慢性疾病的藥品，而黑豆對心血管有好處，正好貼合他們的形象。

此外，能否解決企業的問題，也是ESG考量的因素之一。吳詩涵形容，就像投資人要投資一家公司，企業挑選ESG合作夥伴，也會看創辦人或主事者能不能取信於它，提案能力如何，以及是否有與企業做互動、溝通的窗口，是否能解決企業的問題等。

儘管企業做ESG時想要支持在地團隊，但也會很擔心會不會無以為繼，因此會去評估合作夥伴的經營狀況，「不一定要賺很多錢，但至少是穩紮穩打，有一定的規模，未來可能長期合作。」吳詩涵強調：「做好準備，了解到他們有什麼需求，去滿足他們的需求，就比較有機會被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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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全球供應鏈 「優樂地永續」助攻企業推行ESG

國際市場越來越重視永續發展，中小企業如何開始執行？如何盤點企業內部的狀況？「優樂地永續服務「優樂地永續服務」公司（Unity Sustainability Services）看準趨勢，企圖成為指引企業建構永續策略藍圖的推手。

「優樂地永續」成立於2019年，協助企業推行永續發展ESG（Environmental─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目標是搭建中小企業專屬的ESG數據治理媒合平台，協助企業邁向ESG轉型，規避相關風險。

有別於多數永續發展顧問公司著重在永續報告書的撰寫，優樂地永續主要著力在培育人力、永續專案的優化升級、客製化專案，以及以企業永續俱樂部方式經營「永續iLab」，定期舉辦小聚交流、提供永續諮詢服務，透過跨域合作的方式，與企業共同創造永續的願景。

▲隨著大型企業推展ESG，不少中小型企業則因為缺乏永續的人才與專業，以及缺乏管理工具，不知如何著手。優樂地永續提供

客製化服務》降低中小企業永續發展的門檻

「優樂地永續」執行長蔡承璋認為，面對全球ESG的浪潮，台灣身處全球供應鏈之中，唯有迅速因應全球化的趨勢，才能在未來立穩腳跟，也因此政府要求於2025年開始，所有上市櫃公司均需著手編制永續報告書。而隨著大型企業推展ESG，不少中小型企業則因為缺乏永續的人才與專業，以及缺乏管理工具，不知如何著手。

針對上述問題，優樂地永續提供人才培力以及客製化的服務。蔡承璋表示，ESG需要的是跨領域的人才，才能避免各自為政。在人才培力上，推出ESG主題講座、永續桌遊、永續規劃師認證班、企業永續講師培力暨認證班以及校園培力等，也在各企業進行團建（Team Building）活動，形塑企業文化。

在服務邏輯與流程上，優樂地永續則會先以訪談方式進行盤查，了解企業執行ESG的需求。蔡承璋指出，目前多半企業在本質、資源與背景上，與永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落差以及達到目標的困難度，協助企業分析痛點、資源、能投入的時間跟人力，才能進行客製化服務。

▲優樂地永續執行長蔡承璋。葉俊宏攝影

蔡承璋強調客製化的重要性，透過盤點、了解企業原本的商業模式，是否存在影響自身營運的風險，或是迎接未來的客戶端優勢，或是企業適合什麼樣的永續方案，是否有能力可以執行等。在執行上則要有優先順序，由於政府規範很多，無形中提高企業的營運成本，不可能每個項目同時發展，要有優先順序，並重新做資源分配。

蔡承璋指出，目前企業花最多錢的是報告書，少則三十萬，多則數百萬。但是企業明明已經做了三、五年了，應該降低對顧問的依賴程度。顧問的功效應該發揮到更有價值的地方，而非報告書。「真正好的顧問是要解決企業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並協助找尋國際上的工具、指標、方法，與企業共同面對困難，讓企業抓住可以著手的方向。」

此外，由於一般中小企業沒有太多資源，對於永續議題的黏著度與了解度也不夠，所以最需要的是找到方向和目標；有了方向之後，就可利用工具去協助達成，降低企業朝向ESG邁進的門檻。蔡承璋表示，各行業有不同的ESG參照指標，像是綠色旅行標章（Green Travel Seal，簡稱GTS）、ISO 20121 永續活動管理系統認證、B型企業認證等。

▲基隆和平島公園是ESG商業模式結合的好案例。優樂地永續提供

永續執行》與企業商業模式連結，創造價值

蔡承璋指出，目前台灣企業推行ESG時，多數還是停留在表面，或者所寫出來的報告書與企業本身真正的商業模式沒有產生連結，所行之事不見得真的能解決某個社會議題，進而創造它的商業價值。蔡承璋舉所輔導的成功個案為例，點明如何突破執行永續的盲點。

案例1：基隆和平島公園

基隆和平島公園是亞洲第一個取得「ISO 20121永續活動管理系統」認證的國家級風景點。在輔導過程中，優樂地協助發展各項永續指標，包括遊程的設計、在地文化的建構，並做到高齡人口的照顧，培育退休或高齡長者成為解說員，「這些人都是老師等等的一些知識分子退休，不但創造他們的社會價值，也創造他們的經濟收入，更重要的是滿足高齡社會的照顧。」蔡承璋表示，優樂地也輔導在地店家用永續的知識概念去傳遞產品價值。

因此，遊客到當地不再只是旅遊，還可以學習。「我幫他們建構完整性的經營策略，最後把客戶帶給他，員工旅遊基本上可以做參訪、體驗、淨攤，甚至可以做文化、地方創生的參與。」

案例2：金融業「永續連結貸款」

蔡承璋指出，金融業本身都具有一定的規模，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並非他們不懂永續，而是無法深化到組織理念中，因此所推展的方案會是煙火式的，甚至只是為了報告而做，與其商業文化一點連接都沒有。

由於現今製造業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供應鏈，儘管大型企業符合永續規範，但其供應商多半是中小企業，無法轉型，無法符合永續標準，長遠來看，還是會影響到品牌商未來的發展，成為潛在風險。

優樂地以策略藍圖的概念，將永續發展架構在金融業的商業模式上，找出他們在投放企業融資上面的影響力。轉型需要資金，金融業便可針對這些製造業推出融資指標，所謂的「永續連結貸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便是在此概念下提供的服務，銀行針對企業在期限內達成關鍵的永續指標，提供更優惠的放款利率。例如，友達光電聯合台灣銀行、土地銀行、第一銀行、華南銀行、台北富邦銀行、中國信託銀行等多家銀行，共同主辦的250億元「永續指數連結聯貸案」，便是一例。

▲對於企業執行ESG，優樂地提出六階段發展期。優樂地永續提供

永續步驟》六階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

至於企業發展永續的步驟，蔡承璋認為應該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他提出「六階段」：探索期、遵循期、管理期、轉型期、策略期、永續期，當企業進入穩健營運時期，便可開始致力於改善環境，回饋社會或員工，朝向永續邁進。

在「探索期」階段，企業可以從至少一個ESG專案著手，例如捐款、員工福利、節能措施等。

「遵循期」則可以設立永續任務型單位，界定出公司的「利害關係人」與重大議題，並製作ESG相關作為的出版品，例如公益報告書。

蔡承璋特別強調「利害關係人議合」的重要性，企業必須了解利害關係人為什麼要求企業做某件事，企業本身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雙方都要有共識，推展才會順利。具體執行上，可進行內部高階主管訪談，分析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釐清對企業的營運項目上，哪些有正向、哪些有負向作用，以決定執行的優先順序。

▲利用桌遊旨在讓員工更了解ESG的核心。優樂地永續提供

到了「管理期」與「轉型期」，企業很重要的任務是定期舉辦員工或供應鏈的永續議題教育訓練。在此階段，優樂地發展出相當多的桌遊，進一步深化員工對永續的理解。蔡承璋打趣道，優樂地不是桌遊公司，卻生產最多桌遊工具，實體、線上兼具，因為不同的利害關係需要透過不同的工具來溝通。

到「策略期」，永續性商業模式要成為主要營收來源，企業內部要具有永續發展的專業人才，建構完善的永續供應鏈，最終建構企業永續文化，並成為國際永續聯盟的成員，共同推動產業的永續發展。

▲蔡承璋表示，永續需要的是跨領域的人才，方可因應現在企業很常發生的問題。葉俊宏攝影

展望未來》永續人才需求量勢必大增

蔡承璋表示，政府推動上市櫃公司設置永續委員會、永續長，2025年1,200多家企業都要提出永續報告書，並將於2025年評估是否規範所有上市公司需組永續委員會，再再顯示永續人才的需求量勢必大增。

優樂地目前員工數也從原本的5人成長至11人，服務的單價從最初的二、三十萬，上升至一、二百萬，營業額更增長76%。面對大量的人力需求，蔡承璋表示，永續需要的是跨領域的人才，方可因應現在企業很常發生的問題。眼下情況多半是環境議題找環境工程師，社會議題找社會工作者，公司治理找會計師、經理人，但永續需要的是整合能力，蔡承璋強調：「永續長的責任絕對不是去做溫室氣體盤查，不是寫報告書，他必須帶領全公司用有策略、有方向的商業模式來發展永續，而且他必須很清楚了解所有法規跟所有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優樂地作為企業發展ESG的助攻手，同時致力於ESG的透明化，因此攜手「中華徵信所」搭建「Mr. ESG」數據、治理、媒合平台，將國際上超過2,000個指標濃縮成50個指標，並將企業ESG資料中的揭露程度、負面裁罰紀錄、永續認證/得獎紀錄、集團ESG風險揭露等資訊線上化，並提供中小企業ESG自我健診，以及產業/產品ESG供應商的搜尋服務，以便未來更有效地協助企業相關供應鏈取得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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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到企業永續指標ESG（Environmental─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現代企業在營運發展過程中，同時重視對環境、社會的責任，才能永續經營。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會）要求2023年起實收資本額達20億元的上市、櫃公司，需編制和申報永續報告書，使得ESG成為企業必須投入的工作。

然而，ESG不該只是大型企業的責任，當大型企業逐步完善ESG的推行時，中小型企業也應該跟進，才能在產業鏈中有立足之地。專門協助企業實現永續發展的「優樂地永續」（Unity Sustainability Services）執行長蔡承璋即表示，「永續」是幫助企業面對未來的市場，增加企業的競爭能力，讓企業增加營運的韌性。

▲中小企業發展永續面臨的主要問題。優樂地永續提供

永續發展》一道企業非做不可的課題

「優樂地永續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19年，主要提供企業永續人才的培力、永續專案優化升級，以及企業永續客製化服務。早在十年前便已投入永續發展服務的蔡承璋表示，當全球投資人開始重視永續議題，ESG的指標可以幫助企業了解發展過程當中的風險，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趨勢變化，進而影響企業的獲利。

▲蔡承璋認為，ESG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遵循法規」與「防範風險」。葉俊宏攝影

蔡承璋認為，ESG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遵循法規」與「防範風險」。歐盟將於今（2023）年10月開始試行「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簡稱CBAM），美國也啟動了美版碳關稅《清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簡稱CCA），未來出口至歐美的產品都將課徵相關稅收。蔡承璋指出，美國是台灣排名第三的出口國、第四名是歐盟，兩者加起來大概將近占台灣總出口的五分之一，衝擊可謂不小。

企業如果不懂得提前布局，便將在未來市場中遭遇滑鐵盧，因此ESG的推行形同企業的風險防範。蔡承璋強調，當代的企業經營不能只看市場面，還要看到風險面，「ESG不再只是因應法規要求而做，而是關乎生存。」他直言，當大家嚴陣以待各種碳盤查時，講究低碳的產品自然有需求，訂單自然會來，無疑為企業創造極大的競爭優勢；反之，不符合ESG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勢必喪失優勢。

▲聯合利華從解決問題的核心出發，發展出永續的商業模式。優樂地永續提供

永續思維》創造「共好」的永續商業模式

蔡承璋指出，永續的概念是「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是能夠「共創價值」（Creating Shared Value，簡稱CSV）。在ESG指標中，S（社會責任）的部分很多企業會以企業捐款的方式履行，但他認為，企業捐款後，與被捐助的對象便產生了依存關係，成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純粹的捐款容易在企業營運發生危機時無以為繼。

「所以我們告訴企業，捐款好，但問題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長期，而且是自立自足的專案方式的話，未來你的產業如果不好的時候，這些人怎麼辦？」因此，他提出「共好」和「利己利人」的概念，並以實際案例說明。

1.聯合利華：回歸核心目標解決問題

蔡承璋首先舉聯合利華（Unilever）2010年推行的「永續生活計畫」（Sustainable Living Plan）為例。當時聯合利華在盤查服務與商品時，發現其商業模式在未來的環境當中將面臨很大的衝擊，例如商品需要大量的水資源以便灌溉、種植、清洗，但全球水資源正在匱乏；原物料中的紙製品也有林木砍伐的問題。如果能以商業角度解決這些將面臨的問題，不僅可以解決未來營運的風險，甚至於可以創造未來的商機與價值。

聯合利華為此訂定三大目標：增進健康與福祉、減少環境影響、改善生計，再從中發展出九大承諾，包含強化營養、溫室氣體、永續採購、職場平等，並據以擬定執行方案，像是產品減少含鹽量、採用再生能源、採購永續性棕櫚油、建立性別平等的管理組織等。

聯合利華還偕同科學家研發一款低價、不用插電的濾水器，商品研發後結合孟加拉在地社區發展計畫，結合銀行融資給經濟地位較低的婦女，並透過直接銷售的模式在社區推廣。該專案不僅解決了孟加拉缺乏乾淨水資源以及飲水衛生健康的問題，也創造了當地婦女的就業機會。

聯合利華透過一系列環繞核心目標的行動，推展企業的ESG，使得每噸產品的生產減少了52%的碳排放量、44%的耗水量，並減少97%的廢棄物總量。在積極落實永續行動多年後，聯合利華在道瓊永續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簡稱DJSI）評比中名列前茅，並在2021年榮獲「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外商企業獎 」的肯定。

▲統一超商的方案，將社會責任發展成ESG。優樂地永續提供

2.統一超商：三方共好的循環

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案例是統一超商攜手「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以及社會企業「零廢時尚Story Wear」所推展的「加減新生活－福企好CHIC」計畫。

原本統一超商的寶特瓶回收方式，是將回收的寶特瓶交由製造廠製成提袋、紙袋來銷售。蔡承璋認為：「如果這個案子可以跟ESG做結合會很棒。」最終統一超商與腦性麻痺協會、零廢時尚Story Wear展開合作，將回收的寶特瓶經由Story Wear設計成提袋後，交給腦麻協會的家庭縫製，成品再透過統一超商的通路進行勸募。

三方攜手合作下，原本只著重在「地球永續」的方案，增添了社會關懷、愛的元素。此一循環經濟的模式，不但解決了廢棄塑料的問題，也為腦性麻痺兒家庭增加就業機會，產生更多的社會連結，販售商品所得，更全數用於支持腦性麻痺兒的就業、就養計畫。

蔡承璋強調，消費者購買這個計畫的商品有兩層意義：寶特瓶資源再利用、支持弱勢家庭重建。而統一超商在ESG的議題當中，E（環境保護）做了寶特瓶回收、S（社會責任）做了扶持弱勢家庭經濟再造、G（公司治理）則是銷售所得又可以投入到這一案子裡，不需要再拿錢投入，形成一個很好的循環經濟。相較只是單純的關懷、捐錢，蔡承璋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優異的案例。

▲企業推行ESG，不管是產品研發，或是帶動參與志工活動，要讓員工成為企業建立公司文化的機制之一。優樂地永續提供

永續執行》從法規出發，帶動員工參與

面對千頭萬緒的永續發展指標，企業可以如何著手？蔡承璋建議，可以從參照標竿企業的案例作為學習。他也提醒，過去企業在發展永續的時候，通常都是從專案著手，但突然之間被要求要寫報告書，卻對相關法規了解不足，導致沒有風險預防的概念而不得其法。

他舉例，ESG不只關乎環境，還強調「多元、公平與共融」（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包括性別、知識、年齡的多元，這是台灣企業面臨的重要問題。因此，政府鼓勵企業要有女性董事，2023年起推動首次公開募股（IPO）公司應至少委任一名女性董事，2024年起上市櫃公司應依董事屆期完成委任至少一名女性董事。如果無法跟進法規的變化，很可能導致措手不及，甚至面臨受罰。

此外，企業想要無痛切入ESG，並減少因轉型所帶來的衝擊，員工是很重要的一環。蔡承璋表示，如果只有老闆一人想做，其他人根本不懂，鐵定失敗。甚至有時為了導入某一個ESG標準，結果公司卻換了一票人，「因為員工不願意配合，他們覺得負荷增加了，薪資又沒有增加。」

因此推行ESG，應該要讓員工從根本上了解企業為什麼要推行，提高員工對公司的信任度，對此理念感到驕傲方能竟功。

最重要的是，要促成員工實際參與貢獻一己之力，不管是產品研發，或是帶動參與志工活動，要讓員工成為企業建立公司文化的機制之一。蔡承璋表示，如果一個企業沒有文化，基本上就是一個賺錢的機器，員工則猶如機器裡面的零件。企業應重視員工，將員工從所謂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轉為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也就是成為公司的產值。

▲蔡承璋建議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方式推展ESG。葉俊宏攝影

蔡承璋建議以「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方式推展ESG。絕對不要把目標定得太狹隘，容易把ESG發展成企業營運的成本，而非投資。他舉例，現在很多傳統製造商轉型，為了面對未來的市場需求，會發展綠能商品，一旦市場需求不足，所承擔的轉型風險相對大。

因此，過程中可以從小的地方先嘗試，慢慢發展，原本的產品線還是持續，用小部分的投資來發展未來的可能性。隨著ESG的推展，原有相對傳統的產線相應縮水，新產品線日漸茁壯時才開始正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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